（本文为爱思想网采访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谈“当代墨学复兴运动”现场实录部分文字。访谈系“当代学人访谈”一辑。来源：“墨教Mohsism”微信公众号。时间：2016年1月20日。整理:梁晓阳，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 主持人：大家好，该次访谈是由爱思想网发起的“当代学人访谈”之一。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黄蕉风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当代墨教复兴运动前瞻》。黄先生香港墨教协会主席，中国3mins电影节创始人，上海世博会永久馆藏作品《讲者》导演。珠海影视艺术家协会常任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闽南文化研究会会员。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学士、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文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神学研究文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领域有墨学、儒耶对话、晚清以来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史、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以及法国新浪潮电影。出版作品有《新生代电影人的预演与预言》、《墨家基督徒的神思冥想》，主编《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将于16年3月底出版。文章散见《诸子学刊》、《人文国际》、《东亚人文》、《观察与思考》、《天风》、《光明日报》、《文汇报》、《世界日报》等。 黄蕉风：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争取在比较有限的时间内介绍一下最近十年来墨学在中国民间复兴的现况，以及我们正在从事的墨家建制成型的工作。关于墨学义理问题，限于篇幅时间关系，不会多讲，大家可以在讲座后与我私下交流。 主持人：（转载材料：《澎湃新闻报道：黄蕉风：当习近平在讨论“兼爱”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我是黄蕉风，关于当下中国墨学复兴的问题，问我吧！》） 黄蕉风：澎湃新闻这篇文章在很多人看来好像是一个应景文章。官方学者一直强调儒学能为中国梦提供价值跟文化软实力输出的基础。习近平在互联网大会上也引墨家“兼爱非攻”理念，提出来“网络主权”、“网络高边疆”的概念。种种现象很引发人的思考。 首先是这么一个问题。在当下大陆国学复兴浪潮之下，基本上各思想流派派都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无论上是来自中央的支持或是地方上的响应。去年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教授，也就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原道》期刊的主编，就直言不讳地说“大陆儒家复兴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还是同济大学大学的曾亦教授？对不起我有点忘了）。历史上，儒家一直以来也是走一种政教合一的道路，从儒家的观点来看，陈明先生这一番表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儒家之外各思想流派，尤其是国学界，似乎都顺应了这个趋势，纷纷崛起。那么我们墨家能不能效仿儒家这种上行路线，或者我们坚守自己的学派立场，走一个下沉民间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澎湃新闻刊登的我这个文章，收到了反响，批评也很多，都在我预料中。有人评论说：“儒家现在在拍习大大马屁，你们墨家这样？”对不起，我不是要拍习大大的马屁，墨家也不需要拍习大大的马屁。 事实上这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心态。自从马列意识形态在文革后慢慢退出思想场域，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这个时间段内，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导向。大家几乎都在讲中国人道德沦丧啊、逆向民族主义、崇洋媚外啊，连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还不如。马列意识形态的退场，导致官方希望重新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提振国人的道德，同时借以增加执政合法性，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自然就成为了国学的主要代表了。儒家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照顾是情有可原谅的。 事实上我们没办法就此进行一个资讯上的对等分析，因为官方和民间在资讯上从来就是不对等的。就我自己的观察来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输出，比如说一带一路，中国梦，这些文化战略，都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回到一个它该回到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包括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已经把把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断绝了，所以现在又要努力把他们拿回来，重新接上去。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里面，讲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文化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也规定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对比一下官方的诠释，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好像是回来了，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吧自己定位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因此才会出现了新左派旗手、甘阳教授所提出的“通三统”，即中统、西统、儒统或者毛统、邓统、儒统的统一。 但从我们了解的历史来看，无论是从儒家言说传统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这样一种奇怪结合有很大危险性。因为早期批判儒家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孔孟之道十分不屑。毛泽东在回应毛远新关于批林批孔意见时说到，：“我们共产党人是靠批孔起家的，当哪一天把孔子搬出来，说明我们也要完了”。现在的毛派人士也对官方与儒家的亲密十分不满，他们经常把毛主席的这句铁判搬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这种现象体现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奇妙张力。 事实上毛泽东对儒学的这个铁判，是悬儒家头上的达克摩斯之剑。从毛泽东、陈伯达、郭沫若、蔡和森等左翼学人的经典论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共产党人对孔孟之道不是特别感冒，然而他们对孔孟的敌对之道，比如墨子、杨朱、商鞅、韩非有些特别的好感。文化大革命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就是高抬商韩法家，贬损孔孟之道的。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回应陈伯达关于《墨子哲学》的文章时，明确自己很欣赏墨子。毛泽东说：“墨子是劳动者，他不做官，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是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微妙态度。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其文化激进主义的精神内核是“全盘性反传统”，但我们从毛泽东、郭沫若、陈伯达、蔡和森以及文革中的评法批儒运动做一个参照，我们又不能说这个进程是一个“全盘性的反传统”。我们只能说是全盘性的反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因为墨家、法家、杨朱等反儒学派，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是不反的。这是马克思中国化的一条隐线，一个隐而不彰显的面目，中国共产党是反以儒家为核心的正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反传统，只反儒。 这就出现一个很好玩的情况。我经常问大陆新儒家的朋友：“儒家如何安顿毛泽东？”没有人能答上来。我们能不能说现在的执政党推动儒家，就证明了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底盘已经由马克思主义被置换成了中国的孔孟之道。当然不能。当下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容忍和接受的底线，最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诸子化。习近平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上的讲话，是讲“百家争鸣”的，可不是“独尊儒术”，因此也不可能发生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这种事。退一步说，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天然和儒学格格不入，反而与墨家、法家有些契合点。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出现各种儒学高等研究院、孔子学院开遍五洲四海、读经运动方兴未艾，就断定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儒家化了。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情况。一个月前，我作为召集人，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召开“普世价值再思国际论坛”。论坛邀请了现在风头很劲的刘仲敬先生，也邀请了大陆新儒家与自由派的几位代表。当时会场上出现一个插曲，有刘仲敬的粉丝向我和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韩星教授提出来挑战。他说我讲墨家复兴，韩星讲儒家复兴，但刘仲敬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已是历史的灰烬，儒家也好，墨家也好，概莫能外。他觉得我和韩星是“唱好的”，刘仲敬是“唱衰的”，究竟孰是孰非呢？这个问题在场引起很大争议。但在我的角度看来，刘仲敬先生的这位粉丝的发问，至少对我来说构不成任何挑战。因为我定义的新墨家思想学派，或者墨教复兴运动，本质上是“国内内部”的“反对派”，我在这次论坛上的讲题也是《“作为国学反对派”的当代墨学复兴运动》。这非常有趣，我以为说按照刘仲敬先生阵营的观点，会认为我们新墨家是“反儒”的，是自己人。而他却认为我们和大陆新儒家是一伙的，这明显是讯息不对等，以及典型的处境错置。当然，我们新墨家“反儒”也仅是从学理上来讲，不是出于墨学被压抑、扭曲的一种“报复性反弹”的情绪。刘仲敬这位粉丝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代表很大部分人对我们新墨家身份定位上的误解。根据刘仲敬的看法，整个中华文化都已经是历史的灰烬，中国文明处境的改变恐怕最终需要外来帝国主义和蛮族勇士输出文明秩序和组织资源。而大陆新儒家的看法则认为目前中国儒学复兴正当其时，如果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完成儒化，本身就是在奠定文明秩序和组织资源，同时还要借此向外输出文明秩序和组织资源。那么站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中间的新墨家，到底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的。 根据我的了解，墨家的粉丝从基层来讲，从官方或者体制内的层面看，话语权和发生渠道不如有各种高等院校和读经班为基底的儒家。在民间或者在青年群体里，单体粉丝的数量、墨学爱好者的数量好像加起来也就和刘仲敬先生的阿姨粉一样多吧。墨家在历史上被淹没了两千年，是一种千年绝学。从孟子批杨墨，荀子批墨子开始呢，墨家就给人一种不好的观感，是异端，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是黑社会。当然这里很多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中国历史上，从官方到民间，从来没有重视过墨家，直到清末民初梁启超、胡适一批人才渐渐又把它带回来。 那么当时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批大学者会出来推崇墨学呢？其实当时的情境差不多是刘仲敬与大陆新儒家之间分歧的翻版。在当时西学东渐过程中，儒家传统已经不敷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当时很多西化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希望在中国传统中找到与西方博爱、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甚至基督教精神相匹配的中国文化内涵，用儒学之外的中学对接西学。我们现在会觉得胡适之先生或梁任公很奇怪，我们会觉得既然要对接，就直接把那些东西全盘引用过来好了，干嘛要费那么大工夫去找儒学之外的中学？原因很简单，跟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有关。像胡适这些留洋的最高级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多么反传统，其背后还是有强烈的儒家士大夫的经世致用情结。当他们发现儒学不适用于回应民族危机的时候了，就从自己最本能的、最稔熟的知识储备中调动资源，比如韩非、墨子、杨朱这些非儒学派。用非儒学派来对接西学，这样就能够在保存中国文化本位的尊严和面子之下找到对接西学之道。他们这样做的前设是，儒家思想导致了中国的问题，那么非儒家的诸子如墨子思想杨朱思想因为“反儒”就应该没有问题，就能从中国文化自身中开出西方一的样自由、平等、博爱。这其实是一条中道。刘仲敬和大陆新儒家刚好居于两段。前者差不多是觉得民国以降中国学人引进的都是西方负典，既然要“文明”最好是全盘“西方正典”了，两希文明是普世诸宗教文明的天花板，中华文明包括儒墨在内则是文明的地板。刘仲敬的看法其实和另一位姓刘的学者之“中国需要被大英帝国再殖民300年才能产生民主宪政”是一样的思维。大陆新儒家则是另一个问题，挺立中华文明主体性就是独尊儒术再来一次，孔孟之道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常新，儒学不但能拯救中国，在未来还要拯救整个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