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古书，有个坏毛病，就是束书不读，光问有什么用。孔子离我们很远，距今2485年，他做梦都想不到（他只梦周公），我们会拿他干什么用。 后人说，《论语》有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国，而且救世界。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吗？ 孔子最神气，是宋以来。 赵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农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骑射夺天下的异族王朝。“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们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论语》，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据说，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论语》。他是马上学，马上用，24小时内，立刻见效（“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他说：家塾老师教我开始读《论语》，大约在我十岁左右。当时老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好书。宋初的宰相赵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觉得很兴奋；没有几个月，全部《论语》，竟能背诵。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说见于南宋中叶的《乐菴语录》，上距赵普200年，更早的线索，似乎没有；洪业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后人的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 [2] 《论语》是部杂乱无章的书，赵普怎么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谁也不知道？原书也没法按用途一分两半。但很多人还是乐于相信，《论语》一书，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 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语（《子路》13.2），最为精要。……昔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论语余说》） [3] 洪业虽绝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但《论语》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论语》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是一个“信”字，已经足够。 [4] 宋以来，学者好疑古书，但疑心最重的学者，对这类效果却深信不疑，因为什么都可怀疑，圣人是不能怀疑的。 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是到了“五四”运动。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胡适，他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们要废黜的只是孔子的神圣性，恢复的反而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 [5]《古史辨》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他连圣人（孔子）的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敢怀疑。 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 我在北大讲《论语》，讲完最后一课，问学生，“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们相信这个说法吗？如果相信，请具体告诉我，你怎么用《论语》治天下——用哪些话，怎么治，治什么？当然，假设前提，是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答不出。只有一个学生说，我爸爸从小跟我讲，夫子之言不可违。 有人说（当然是知识分子），他最想生活在宋代。 我想，他说的宋代，肯定是东挑一块儿，西挑一块儿；上挑一段儿，下挑一段儿——没有宋江、方腊，没有辽、金、西夏。 苏东坡，只看他游山玩水，做诗文。 宋徽宗，只看他写字画画，玩古董。 当时的天下怎么样？一部宋史有分教，不用我来多说。 “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都是老故事。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小红书，人人背。它的万能，大家都领教过，当年是绝无异辞。 用《论语》代替《语录》，有意义吗？ [6] 治天下是谁的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 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鲁迅说，如果翻成现代话，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作“敲门砖”。 [7] 活孔子是乌托邦，死孔子是意识形态。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不理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古代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复古主义，道理很简单。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飘渺。古人才不会“相信未来”。更何况，他们都是循环论者，古往今来，治乱盛衰，有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轮接一轮。冬天太冷，人们会怀念夏天，很自然。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 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点，只在不满现实。当时是乱世，谁都批，批是绝对有理。 批判现实，古代是利器，当时的诸子，几乎都用它，谁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么古？不是远古是近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 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 但这个世界，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执天子之命，卿大夫执诸侯之命，陪臣执卿大夫之命，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怎么救？ 他的原则是：天子和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顾头不顾腚。 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 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孔子的因祸得福 校园里有句名言：学生是靠老师出名，老师是靠学生出名，但归根结底，是老师靠学生出名。 孔子的时来运转，就是先例。 孔子死后，学生很出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 [8]知识分子，全都朝从政的大道狂奔。这条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后人趋之若骛。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也把儒学摆在头一位，出土发现，儒籍最多，都可证明这一点。 但他们离现实越近，离理想越远。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 战国晚期，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一边习儒籍，一边读《老子》，所学帝王术，所干秦王政。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学生比老师讲实际，这是一般规律。 秦汉大一统，是政治家的杰作。 秦始皇，制度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头一条成功，第二条可观， [9]最不成功，是第三条。 当年，秦始皇混一海内，尽收天下之书，悉召艺能之士，设博士之官，请他们献策献药兴太平，也有短暂的蜜月（其实也不短，有九年的时间）。他一心想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却不欢而散，跟身边的两种士，全都闹翻了。文学士（简称文学），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主的人文学者）；方术士（简称方士），是理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科研人员，也是迷信家），大家都来凑热闹。 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可惜，机会方来，他们就闹内讧，周青臣面谀，淳于越拆台，导致禁书和焚书，主意出自李斯，并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 [10]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办他们，才殃及儒生。当时，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揭发，导致460多人活埋。我们要知道，所谓“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还有方术士；没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汉初又被请出来。 [11] 古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灭六国，伤了六国的心，也伤了儒家的心：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