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

卢作孚——一个不能忘却的人
作者：山佳
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在战争时期，交通和通信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这句话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被证明。
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是央视播放《卢作孚 1938》中的解说词。
一
1925年夏，卢作孚怀揣从乡里招股集资而来的8000大洋和自筹旅费300元，顺长江而下，找到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一艘70吨重的小火轮，要求引擎是德国奔驰公司生产的。一年后，新船造好，所付的现金还不够船价的一半，但船厂经理钱景华，居然同意带队接船的陶建中开走。是卢作孚的敬业精神和好学的态度，让他笃信无疑。
30年代中期，这位造出民生公司第一条船的船厂经理钱景华，来到了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这是后话。
当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时，正是“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而不是航业有利的时候。“
1926年6月初，“民生”轮开始了它的处女航，由上海出发，逆流而上，驶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卢作孚专程到宜昌迎接。此时正值长江洪水爆发，滩险浪急，危机四伏。这艘小火轮，在经过长江三峡著名险滩“泄滩“时，遭遇了一次几乎灭顶的危险，险象环生。
据“民生”轮第一任经理陶建中回忆——
船行至泄滩，因船小滩高，领江领船深入洄水，冀其借洄水之力，易于冲上，乃逼近石头五尺矣，舵忽不灵。此时领江无计，顿脚太息。作孚于惶急中，奔至机舱，令开倒车，大有‘羞见江东父老‘之慨。在此千钧一发中，突见一个泡花，抬船转入流水，抛过北岸。但因水流太急，船开满车，犹难撑持，水手曾宗应力持钢绳，跳入河心，全船人为之惊异。注视，知准备绞滩矣。当时全船大喜，疑有天助。于是停泊，相与欢庆。民生公司之成败，系此须臾，此时作孚之喜，不言可知矣。
1943年，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中所言——
我草这一篇民生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亲切地经历过，再亲切地写下来，应该有如何沉痛的感觉。
二
当人们说起民生公司的时候，想到的是卢作孚；当人们说起卢作孚的时候，想到的是民生公司。
顾名思义，民生公司似乎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关。
卢作孚自己的解释是：我的轮船公司取名叫民生，人们都以为我是取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全部意思。概而言之，其直接而现实之意思是发扬中山先生之民生学说，解决民生问题为富国强兵之本。而深一层的更广大的意义则是：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所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
三
1930年夏，卢作孚率领由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有关人员组成的考察团，于6月21日从上海出发至7月25日，游历了东北等地，并写下《东北游记》。
在序中——
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为，才憬然于日本人这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而且东北问题正由于这根本问题而起的。
有人说：日本突战东北，诚然是国家不幸的事情；然亦或许是一个好机会，足以刺激起中国人。不错，足以刺激起中国人！然而感情上的刺激，旋起旋灭，历史上因已有了不少的证明，何尝有与于国家的根本！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的，要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中国人的行动则往往由周围的情况所偶然刺激而起，故亦往往随情况而变迁。一切缺乏意识，更无论国家的意识，更无论深谋远虑。此则值得看一看日本人之所作为，看一看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
返川后，卢作孚将民生公司总部由合川迁移到重庆，即开始进行川江各轮船公司及航线的购并及增造新船计划，并进而发展相关企业。
当年，四川曾盛传一首打油诗——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嫁给民生厂；三天打一回牙祭……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民生公司员工待遇好的看法。
民生公司由1930年三小江轮至1937年6月扩充至46艘轮船，航线亦由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

卢作孚（中），右为长子国维
四
1937年7月战争爆发，卢作孚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1938年1月，卢作孚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此时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政府机构、学校人员及工厂设备，后撤西南大后方；同时四川军队亦整军出川抗日，卢作孚及其所领导的民生实业公司船队，承担此运输重任。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后，形势更为紧急。此时宜昌岸上尚有3万多人员及9万吨以上器材待运入川，一时人心惶惶，争着抢运，导致秩序大乱。
军政部长何应钦要征收民生公司的船只，卢作孚不同意，说征收也不是解决的办法。他亲赴宜昌，妥加安排，以最低运费，采三段航行方式，在日机昼夜不停骚扰下，在枯水期到来之前，于两个月内由宜昌抢运至重庆，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长子卢国维回忆——
“三段航行“就是先将物资从宜昌运到三斗坪集结，然后换别的船转运到巴东一带，再换船运往重庆等地。这样一来大小船只（包括部分木船）都能派上用场，又不会塞港。如何分工、分段、船的调度等，早就科学地订好了计划，父亲组织各托运单位，亲自协助分配。装吊机的船就停在岸边，船到港前先将舱盖打开，吊杆先升起，船到后马上装卸，一分钟都不浪费，很紧张的。所以很短的时间运了那么多东西，很精彩。昼夜24小时，人员轮流值班，组织得很好。
据日本防卫厅资料披露，日军在战败后曾非常懊悔，认为他们的军队在攻占武汉以后，应该迅速攻占宜昌，没有及时攻占宜昌是他们的一个重大失误。在那40天紧张撤退中，参加抢运的24艘中国轮船，只有两艘不是民生公司的；而在上海沦陷之前就开始的的长江全线大撤退中，民生公司投入的船只和运力更多。可以说，没有战前民生公司的长足发展，“向大后方”的胜利大撤退是难于实现的。
五
1917年，卢作孚时年24岁，在合川南津街县立中学任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合川云门镇狮居铺的蒙秀贞。秀贞端庄秀丽，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刺绣。在家庭经济方面，蒙家家道殷实，卢家无法相比，但秀贞拿定主意：“只要人好就行！“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卢作孚为秀贞取了个新名字叫“淑仪”，手把手教她学文化。秀贞的一句只要人好，则被两家近亲和挚友传为美谈。
国维回忆——
父母毕生恩爱和睦，这在我们子孙群体中产生了极好的深远影响。至于家居生活，则首先应感激我的母亲。母亲为保证父亲的休息、学习和工作，我们的周末，以及一家人的起居，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简直是里外一把手，从未见她发出过一次怨言。只有遇到假期或偶然的周末，同父亲一起带着孩子们去北碚温泉公园等处度假时，才是她的休息。
卢氏夫妇育有三儿两女，对待孩子，卢作孚总是和颜悦色，和蔼可亲，从不疾言厉色。
作为父亲的卢作孚，有时以自己的好经验启发儿女们的学习方法，例如数学要多做习题；语文（中英文）要多朗读、多背诵；课前要预习，课堂上做笔记或划红线、加眉批，课后即时复习等。读好的历史小说有助于学好历史和古、近代语文。国维说，我和弟弟妹妹都受到感染，从而掌握了这样的一些方法，感到极为有效。
卢作孚常说，搞企业管理必须先掌握技术，上大学选专业应该选技术专业。
后来，国维考上了从南京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机械系。他的校友钱谷融教授告诉国维的女儿晓蓉：“你祖父当年很有名，我们听说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念书，都争着去看，可你父亲却特别谦虚朴实，令我很有些意外。”
早在国维十一二岁的时候，卢作孚的一位好友就语重心长地叮嘱他：“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国维从此把这个告诫当成座右铭，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
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国维自愿报名参加抗日远征军，先后担任美援武器装备和前线战况翻译。
国维回忆——我知道这是一项艰险的工作，却又是报效国家、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故主动争取前往。我的父母从一开始也完全我去应征。
而当时许多富家子弟却装病的装病，出国的出国，躲过了这次征调。
1952年初，卢作孚先生溘然辞世，在港亲友都劝说国维夫妇不要回大陆，可是两人却带着子女义无反顾地踏上归途。
文革浩劫中，国维受尽了折磨与屈辱。
女儿晓蓉问父亲国维，有没有为当年从香港回来的决定后悔过。国维毫不犹豫地回答女儿：“从来没有！”并向女儿解释做出这个决定的两个原因：一是遵从祖父生前在信中的叮嘱，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到工厂向工人学习；二是因为母亲尚在，他是长子，必须尽孝。

第二排中为卢作孚孙女卢晓蓉
六
晓蓉是长子国维的女儿，也是孙辈中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她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是二老的掌上明珠。
晓蓉说——
爷爷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可是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我逗逗乐，或者带我出去兜兜风。
长大以后，听母亲告诉我，有一次我不小心从高处跌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大人们见状都吓得直哭，可我却镇静地告诉大家：“快去给爷爷打电话，请他派车来送我上医院！”那时我刚满两岁。
晓蓉三岁时，卢作孚忍痛割爱把她送到在香港工作的儿子、儿媳身边。到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晓蓉都不习惯，闹着要父母 “把爷爷、婆婆还给我”。
爷爷去世时，晓蓉还不到六岁，只记得有天晚上，昏黄的灯光下，爸爸坐在家里的一把藤椅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不说话，眼圈红红的。
卢作孚最后一次离开香港回大陆时，国维送父亲到罗湖桥头。当时卢作孚兴致很高，一边走，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色，还忍不住说：“快了，快了，甚至香港、九龙也不成问题了。”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此时，国维夫妇心如刀绞，度日如年，他们当即决定举家回归。家里的缝纫机、照相机……但凡值点钱的物品都不见了踪影。回重庆安家需要钱，因此才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
要回重庆了，晓蓉喜出望外，还把花生从大到小排成队，最大的一颗是给爷爷的，其次是给奶奶的。
回到重庆，奶奶天黑才从外面回来，晓蓉起身迎接。她紧握着孙女的手往屋里走，却不说一句话，见到儿子国维，两人抱头痛哭。
从奶奶的嚎啕声中，晓蓉明白，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只能把送给爷爷的那颗花生放在铅笔盒里。直到有一年的清明节，在给爷爷上坟的时候，晓蓉悄悄地把花生埋在了坟前的泥土里。
长大以后，妈妈告诉晓蓉，小时候她老爱皱眉头，爷爷见了曾感叹：“这孩子从小爱皱眉头，将来长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际遇。”
高考时，晓蓉遇到人生最大的坎坷——爷爷被扣上了“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她成了“打击对象”，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
随后，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为了不隐瞒家庭出身，晓蓉在志愿表上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是全县第一个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华东师范大学。
晓蓉曾问过系主任：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系主任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七
晏阳初，四川巴中人，平民教育之父。
1940年，他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1955年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
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他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晏阳初撰文——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道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着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小，属于瘦的瘦劲一型。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张岳军（张群）先生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三子国纶回忆——
父亲平时总穿那种麻子布的服装，不仅自己穿，还要求我们也跟着穿，从小我和哥哥、姐姐就穿这种麻子布的衣服。现在看到儿时的照片，一个个天真的孩子却穿着老气横秋的衣服，实在可笑，但就是这种衣服，一穿就是十几年。直到1945年，母亲才为我做了两套黄色卡叽布的中山装，算是一场服装革命了。
国仪（卢作孚的次女）准备去美国留学，报考了康乃尔大学，正在等候学校通知。卢作孚为她的留学费用发愁，于1950年3月22日给晏阳初写信说：“彼仅有留学费用二千元，将来仍盼有学校或学术团体奖学金机会，乃能完成学业，否则仅能留美一年，似无必要也。”
晏阳初3月30日即回信详述了他周到的安排，并请卢作孚放心：“国仪读书，兄只备来美旅费，以后读书用费，弟绝对负责去办，祈释念。”国仪后来被康乃尔大学录取，因故没有前往就读。
要知道，随着民生事业的发展，卢作孚兼任了天府矿业公司、恒顺机器厂等许多大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每个企业年终还要分红，这些合法的收入远远大于他在民生公司的工资，能使家人过上相当富裕的生活。但他从不把这些钱拿回家，而是按他的指示捐给了科学、文化、卫生和教育事业。
在民生公司的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卢作孚日前条知会计处，从1940年1月份起，各方送卢作孚的舆马费及应得的红酬，悉数捐入北碚兼善中学。
随着大时代的波涛汹涌，卢作孚与晏阳初，天各一方。1950年6月，卢作孚从香港回到大陆。
1950年8月17日，晏阳初致卢作孚的信中写道——
国懿（卢作孚的长女）后天在纽约中国使馆结婚，弟已嘱平会驻美办事处帮同办理一切，弟今晚赶赴纽约……代兄主持并照拂一切。婚礼举行后再当向兄报告。
在此之前，卢作孚曾去信请晏阳初代为“考察”、“考虑”这位未来的女婿。
1951年1月10日，晏阳初给卢作孚寄出了最后一封信——
不通音讯，将近半年矣！国懿结婚，弟代表吾兄在简朴而隆重的空气下主婚，一切皆顺利地快乐地完成。尔俊（卢作孚的长女婿，国懿的丈夫）笃实，是一个好青年，祈释念。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走了，未满五十九岁。
自杀前，他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家人将他掩埋在长江南岸的一座山坡上，那里可以眺望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滔滔两江水见证了他的一生。卢先生的一生说来也很简单——实业救国。
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中写道——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此时此刻，我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事迹，能敬重他，并感受他，这是我们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