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魏源《书古微》是晚清今文经学家治《尚书》学的扛鼎之作，魏源于其中所关注的是孔子于编次《尚书》时所寓“微言大义”。在魏源看来，此“微言大义”是孔子经由七十子后学而传于后世，故治经学，必归重于师法、家法。以《尚书》学史而言，唯西汉得此师法、家法。见于《尚书》的“微言大义”，既有与《春秋》今文学家相通的“三统”说，亦有魏源解读《尚书》时，所特重的以“放勋”、“重华”、“成王”等为徽号、有天下之号说。以后者而论，魏源于其中所揭示的政权合法性根源。魏源尝试假徽号之说，将“天命”与“民意”的两重合法性分开表述，以体现后者的相对独立性。而体现天下人亦即民意的合法性基础，则本于制礼作乐，此方为立国之基。 【关 键 词】魏源/《书古微》/微言大义/通三统/徽号 晚清今文学家，继庄存与、刘逢禄而兴起者，则有魏源（1794-1857）。魏源比较推崇汉儒董仲舒，特编纂有《董子春秋发微》一书（其书已佚），以为董仲舒之“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母生、何劭公章句之上”。要而言之，何休等犹泥于文句，解析条例，而董仲舒则“曲畅旁通”、“优柔餍饫”，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①这一点，正是魏源治经学所希望达到的。 《春秋》公羊学，乃晚清今文学家治经入手处，魏源除于此着手而外，于《诗》、《书》用力为多，着有《诗古微》、《书古微》，今存于世。而尤以《书古微》用力为多，历时亦久，成于晚年，是晚清《尚书》今文学的代表性著作。 一、《书古微》对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之论衡 魏源《书古微》之作，无论是就撰着体例，还是具体内容而言，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②故而“此书专析西、东汉异同，其无关今古文者，则并经文不载”。③ 有鉴于此，魏源首先对于其前之《尚书》学史有所述。如所周知，《尚书》学于清儒而言，其一大发明，即厘定所通行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乃出于东晋梅赜之伪造。此一辨伪进程，魏源于《例言》之中有所陈述。④以为伪古文辨证，发端于朱子，而蔡沈《书集传》反不知“引申师说”。此后，宋末吴澄、明人梅鷟皆有所承。至清阎若璩，方“尽发症结”，而惠栋、江声、孙星衍、王鸣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证”。至此，魏源以为，《尚书》学“知东晋梅赜之伪以返于马郑古文本，此齐一变至鲁也”。然犹未为尽，尚须“鲁一变至道”，由此引出魏源本人对于西汉、东汉今古文源流的相关看法。 在魏源看来，澄清这一问题，有两个关键点。其一，孔安国古文《尚书》，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其二，马郑《尚书》，所据者为何？关于第一点，魏源如此说： 自伏生得《尚书》二十九篇于屋壁，而欧阳、夏侯传之，后人谓之今文《尚书》。孔安国复得古文《尚书》四十五篇于孔壁，校伏生本多佚书十六篇。而安国从欧阳生受业，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马迁亦尝从安国问故，是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异，不过什一，初非判然二家。⑤ 我们知道，经学今文、古文之别，本源自书写文字之区别，并由此而及解经师法、家法之不同。魏源以为，孔安国古文《尚书》之异，实以所用《尚书》版本之不同而起，其与西汉今文家之异，基本上可以说所异唯在于此。至于《尚书》文本的解读，孔安国有其渊源师授，如上所言，“安国从欧阳生受业”。关于这一点，魏源所言，于史料而言，并无直接依据。然魏源所论，亦非徒恃于此。他说： 《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逸书得十余篇。”《艺文志叙》曰：孔安国悉得壁中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而东汉诸儒，亦谓佚十六篇，絶无师说。夫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之训，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尝别自成家。 魏源所引《汉书•儒林传》之说亦见于《史记》。这里，魏源把《史记》、《汉书》所言“以今文读之”，理解为以今文家之师说，来解读古文《尚书》与今文所同者之二十九篇。至于多出的十六篇佚书，则“絶无师说”。而孔安国所得之古文《尚书》，于今文而言，只具有文本校对的意义，所谓“以古文考今文之本”。这就是魏源所说“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孔安国“未尝别自成家”的意义所在。 在魏源看来，孔安国如何解读《尚书》虽不可见，然实有其传授，即司马迁。他说： 《汉书•儒林传》言：“史迁尝从安国问故，而迁书所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多古文说。”则史迁为安国真古文之传，皎如天日。⑥ 如此，则司马迁载在《史记》者，魏源以为就是孔安国“真古文之传”。司马迁之《尚书》，出于古文还是今文，有所争议。魏源虽主其出于古文，然此“古文”，只于文本所据有意义，至于司马迁所宗“师说”，则亦如孔安国，仍出于今文家师法家法。 以上所论，是魏源对于第一个关键点的澄清。魏源之前，清儒于辨梅赜之伪孔安国古文的同时，推崇马、郑，即源于其“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说为真孔安国说”，魏源则以为二者犹如“马牛冰炭之不可入”。⑦以为马郑所本，在于杜林漆书。他说： 自后汉杜林复称得漆书古文《尚书》，传之卫宏，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二家。⑧ 魏源于序言中，罗列其所以不可信之大端有五。其一，《后汉书》所载杜林关于其漆书古文《尚书》的相关说法甚为可疑，不可信。其二，孔安国古文，十六篇无师说，二十九篇有师说，师说出于今文。并由此质疑马郑古文说之来历，以为不免于“阴袭其膏，阳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此中“其”字，均指代今文家言。其三，马郑之说，异于司马迁之说。其四，马郑等人自相为异，乱师法。“郑师马而异于马，马师卫贾而……异于卫贾”。其五，伏生、孔安国之本，史籍均载其来源，而杜林漆书，“不言得自何所，其师说亦不言授自何人”，故不可信。 以上即魏源对于西汉、东汉《尚书》今古文经学的一个基本看法。勿论其所论当否，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以“师法”、“家法”、“师说”来评骘今古文各家各派，其中，涉及晚清今文学家对于经典的一个基本看法。以《尚书》而论，魏源以为，《尚书》百篇，经孔子删削编次，《书序》⑨即孔子所作。所以说“夫子删书，始自唐虞”⑩，又说“《书序》百篇，夫子所手着”。（11）首先确定了经典与孔子的关系，方能谈得上所谓“微言大义”。 以《春秋》而论，公羊学家主张，《春秋》乃孔子“据鲁，新周，故宋”，以“继王者之迹”的经典（12），孔子亦因此而为“素王”，此自《春秋》之“书法”可见。魏源认为，孔子编次《尚书》，亦非任意而为。如“删书始自唐虞”，孔子所关注的是“絶地天通”后的“以人治不复以天治”政治治理状态。（13）而“夫子以《秦誓》继《甫刑》，知皋陶、伯益之后，将继稷、契、禹而代兴也。”（14）这是孔子于《尚书》之编次中，所赋予之“微言大义”。 至于《尚书》文本本身，亦有其“书法”，亦有其“微言大义”。此“微言大义”，则不经师传、师授，无由得其解。魏源之屡屡称道于西汉今古文经学家之“师说”、“师法”、“家法”，指斥东汉马郑等人之“凿空无师传”、“杜撰臆造”、“反背师传”、“向壁虚造”，即因此故。不徒《尚书》如此，在魏源看来，五经莫不如此，“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15）有孔子而及孔子弟子，由孔子弟子相传而至西汉经师，这就是魏源所说的“师说”、“师法”、“家法”。准之于《尚书》，则西汉欧阳、夏侯，孔安国、司马迁，皆渊源自伏生。 二、“微言大义”：“曰若稽古帝尧”与“三统” “微言大义”，本今文家用以解读《春秋》者。《书古微》所言《尚书》“微言大义”，亦有直接与《春秋》今文学相通者，如魏源之解读“曰若稽古”。以《尚书》文本而论，“曰若稽古”唯见于典、谟，《尧典》、《舜典》、《皋陶谟》（指今文《尚书》而言），以“帝”称人王者，亦唯称于尧舜，魏源以董仲舒之“三统”说对此加以解释： 《周礼》：“国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大传》曰：“乃命五史，以书五帝之蛊事。”则是唐虞之书，周史尝修治之矣……周以夏商为三统，三统以前，谓之三古，故周史重修时，以曰若稽古别之。董子《春秋繁露》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下存二王之后。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周人之王，上推神农为九皇，因存帝轩辕、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又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故《左传》曰：“今之王，古之帝。”《书大传》曰：“帝乃称王，而入唐尧。”舜当时亦称王也，至周，始尊之为帝，在夏商二王之上。而其书则皆以曰若稽古冠之，使别于三统之外。（16） “三统”之说，以周为例，概而言之，则周与其前夏、商两代，共成“三统”，其天子则以“王”称之。自夏以前，则绌为帝。如舜，以“三统”而言，于商之世，当亦称之为“王”。周代商而兴，则绌、尊舜之号为“帝”。“帝”自舜而上溯，共有五。五帝之前，则称“皇”，为“九皇”。“三统”之前，亦以“三古”称之。魏源引《周礼》、《书大传》之言以证明“唐虞之书，周史尝修治之”，而“曰若稽古”，正是周史重修唐虞之书时，用以别于夏商周之“三统”。 我们注意到，上段引文中，舜之由称“王”而称“帝”，魏源或以为“尊”，或以为“绌”。“尊”者，单就称号而言，“帝”或尊于“王”。“绌”者，事实上有所“绌”，“皇”以上则“下极其为民”了。落实于周之“封建”制度而言，则表现为董仲舒所言之“存二王后”。魏源云：“存夏殷之后，俾为三恪，地方百里，爵皆称公。使皆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后，作宾王国。”（17）五帝、九皇，则无此殊遇。“存二王后”，如魏源所言，既是对于先朝礼乐典章制度的尊重，同时，“二王”与时王共成“三统”，则时王之政治治理，亦承“二王”而来，先朝礼乐典章制度亦当为时王所借鉴。这一资格，也是五帝、九皇所不具备的。所以魏源于《君奭篇发微》中如此说周公：“周公守三统之义，故称引止及夏商，而不敢远引三古之事，以自比例也。”（18） “三统”说于今文家而言，体现的正是儒家在古与今、保守与激进、常与变之间，富有弹性的政治智能。师古而不泥古，保守而不抱残守缺，守常而通达时变，因循损益。晚清今文家之“三统”说，较之其所承袭的西汉今文家，则更强调于变。魏源云：“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19）所不变者唯有“天道”、“道义”，其他则决于时势与运会。因此，对于宋儒“专言三代”，魏源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之心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20） 这里提出师法三代，当师法“三代之心”，而非拘泥其制。并以王莽、王安石为例，再申此意： 王莽以井田而致乱，安石以《周礼》而误宋。故废谱而师心，与泥谱而拘方，皆非善弈者也；有变易之易而后为不易之易。”（21） 而后世之胜于三代者，魏源亦有所见： 后世之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