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的访谈和文章的几位作者我大都没见过面，仅仅是在网络上拜读过他们讨论墨家的文章或言论，却很为他们的努力和成就所感动。毕竟，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闲暇时间，积极发掘两千年前的墨家思想资源，深入揭示其中包含的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仍然具有深刻启迪意义的普世价值理念，个中的艰辛困苦、挫折磨难，不是我这号专门吃这碗饭的书斋爬格子者能够想象的。 不用细说，就像某些偏爱孔孟的专家曾经以历史上的“朝廷大正统”自居而嘲讽墨家这种“民间小宗教”那样，一些高雅而精英的人士或许也会对这几位墨者的“民间”身份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然而，撇开被捧成了“王”的“大成至圣”当年也一度干过“民间小私塾”的史实不谈，只要抛开儒家所青睐的官本位视角特别是王本位视角，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学说观念在思想史上的真正地位，根本不取决于它是不是得到过统治者的重用乃至“独尊”——当统治者属于“专制独裁”的范畴时，情况尤其如此。相反，扎根于民间、能够真正代表和维护普通民众正当权益的观念学说，不管曾经遭到过怎样的贬抑打压，只要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和深刻性，反倒更能够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焕发出足够持久的强大生命力，因而是那些一门心思只为权势者着想、一味琢磨着怎样才能为君主官长所“用”的显赫一时的学说观念全然没法比拟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本书提出的某些见解或许还没有得到充分学术性的论证（其中的个别提法我也不是完全赞同），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在挖掘问题的深刻程度、洞穿现实的敏锐程度、挑战质疑的尖锐程度上，却超出了许多虽然貌似在形式上恪守学术规范，但在内容上仅仅是响应号召、迎合局势、随波逐流、隔靴搔痒、应付差事、混点经费、评个职称而又毫无创见的所谓“课题成果”。说白了，后者虽然看起来冠冕堂皇、洋洋洒洒，就其实质而言仅仅属于时过境迁之后便立马沦为昙花一现的“学术垃圾”；相比之下，作为几位民间墨者刻苦钻研、认真思考、深入探索的理论结晶，本书更有可能在21世纪墨家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标志着历史悠久的墨家思潮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重新展开了自己的思想行程。 话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对于本书副标题的某种特定理解了：在我看来，它的意思并不是说墨家自从失去了先秦“显学”的身份后，就一直作为“千年绝学”处于完全“不在场”的缺失状态，要到今天才有资格正式进入中国思想史的场域；相反，倒不如说事情的本来面目其实是，汉代以后的墨家其实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依然维系着“在场”的存有，尽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它都不再具有先秦时期那样浩大的声势。就此而言，墨学当下的“登场”与其说是从无变有的“登堂入室”，毋宁说是由隐至显的“再创辉煌”。 的确，单从理论的角度看，在先秦之后的两千年中，墨家阵营里就没有再出现过足以彪炳青史的思想大师，因此在这方面不但不如长期作为朝廷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而且也赶不上与儒家保持着对立互补关系的道家和佛教。尽管这样——或者说恰恰因为这样，下面这个事实才会让人感到十分惊异：墨家思潮并没有像在春秋战国时期竞相争鸣的百家里的其他许多思潮那样，逐渐销声匿迹，变得悄无声息，沦为严格意义上的“绝学”，相反倒是一直维系着自己的顽强存有。更令人惊异的是，墨家思潮两千年来的这种持续绵延，还主要是通过它的头号论战对手儒家思潮实现的；换言之，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显赫一时、左右腾挪的儒家大师们，才无心插柳地让墨学总是处在了“后继有人”的在场状态。所以，这个带有反讽意味的历史事实，才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回味。 众所周知，在先秦时期还是“显学”的时候，墨家的一系列理念就已经受到了孟荀这两位著名儒者的激烈抨击。尤其是所谓“亚圣”给出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种带有咒骂色彩的无端指责，更是为后世“独尊儒术”的统治者从实践上打压墨家奠定了周密的理论基础：强调“忠孝至上”的专制朝廷，在通过孟子的指责察觉到了墨家主张君主“不仁”就“不可以为法”（《墨子·法仪》）的基本理念后，怎么还会给这种“民间小宗教”留下充分的发展空间呢？然而，墨家理念对于种种坑人害人的不义行为的严厉批判，对于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兼爱非攻原则的大力倡导，却毕竟具有如此深厚的生命力，就连它的儒家对手们都没法置之不理，相反还不得不以犹抱琵琶的偷运方式，从中汲取种种积极的思想资源，用来弥补自身先天生成的严重理论缺陷。 举例来说，整部《论语》就没有把“义”当成重要的概念来强调，而仅仅偏重于突显它在君臣关系中的狭隘意蕴，诸如“使民也义”、“务民之义”、“不仕无义……君臣之义”之类。相比之下，正是墨子第一次将“义”与“正”连接起来，作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不可突破的终极底线，明确指出任何偷窃抢劫、杀人越货的“恶人贼人”、“别相恶交相贼”举动都属于“不义”的范畴，甚至还清晰地给出了“杀一人谓之不义”（《墨子·非攻上》）的命题，从而不但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迹，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站在哲理高度上，不但提出了“贵义”的伦理主张，而且还具体揭示了“义”的规范性实质在于“不坑害人”的大思想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大贡献。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以不可抗拒的强大思想力量逼着大肆诋毁墨子的孟荀二人也不得不偷偷引进他在这方面的基本理念，以求堵住儒家理论中那个毛毛草草的大漏洞，甚至在言辞上都只能是不加掩饰地“山寨”墨子的原初命题：“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这种白纸黑字的文本证据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就算后世儒生拼命想将墨家思潮从中国思想史上一笔勾销，恐怕也只能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谓予不信，请看例证：两千年后的张岱年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曾经让儒生们十分扫兴地指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再比如说，墨子强调“兼爱交利”对于所有人的普遍适用性，主张“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墨子·小取》），同样克服了儒家“至圣”只是简单地将“仁”解释成“爱人”的抽象苍白、疲软乏力，不但直接影响到了儒家“亚圣”有关“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的见解，而且还像本书中具体指出的那样，进一步影响到了后来的唐代大儒韩愈、宋代大儒张载等，引导着他们或者以“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读墨》）的方式主张“博爱之谓仁”（《原道》）、“一视而同仁”（《原人》），或者干脆直接借用墨子的概念主张“爱必兼爱”（《正蒙·诚明》），甚至还因此让这些完全有资格进入儒家“亚道统”的候选人遭到了另外一些更富于原教旨倾向的儒生们的攻击，认为他们“语固多病”、“立言有过”云云。 试想，一种几乎已经在一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涌现出理论上的代表人物的学说，居然不仅能让它的头号论战对手毫不掩饰地从中汲取积极的思想资源以弥补自己的漏洞百出，而且还能在头号论战对手的庞大阵营里引发若干场足以在思想史上也留下清晰一笔的公开“内讧”，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比这一现象更充分地见证它自身的那种虽然隐而不显、却又是绕不过去的深刻在场性吗？ 不好意思，思想史就是这样彪悍。 弄清楚了思想史的这种彪悍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期，在西风东渐的氛围下开启了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候，不仅许多国内的风云人物，而且许多国外的汉学研究者，都纷纷给予了墨家以超出儒家的极高评价，一方面将它的“兼爱”理念与基督宗教的“圣爱”理念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特别称颂了它在科学技术、逻辑思维方面为中华文明做出的出类拔萃的独特贡献——不幸的是，恰恰是由于儒家思潮的残酷打压，墨家思潮在这方面的积极贡献才变成了严格意义上后继无人的“绝学”，结果当中华文明终于面对着现代化的人类历史大潮的关键时刻，只能是哀叹自身在科学技术、逻辑思维方面的先天不足了——某种至今我们其实也没有完全摆脱其深刻积淀的文化劣势。 当然，在此同样有必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墨家遭受了种种打压而缺失自己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只能通过众多大牌儒者的“山寨”、抨击甚至内讧来维系自己的“后继有人”这一缘故，两千年来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在场性并不是它自身的本真在场性，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倒是一种被其头号论战对手儒家严重扭曲了的在场性。这种扭曲不仅体现在儒生们对于《墨子》文本的曲解乃至篡改之上（令人欣喜的是，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一批墨学研究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拨乱反正的积极努力，我真诚期待不久之后能够见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式问世），而且尤其体现在儒生们对于墨学理念的有意歪曲、肆意诋毁、恶意毁谤之上——所有这些甚至对于不少同情墨家的学者人士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此，不将这种被扭曲了的在场性纠正过来，中国墨学的当下登场还是有可能重蹈以往两千年历史的悲剧性覆辙。 本书作者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将“立墨”与“非儒”结合起来，坚持“不非儒就不足以立墨”的立场，乃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能言距孔孟者，圣人之徒也”的口号。这一点也是我十分赞赏的，理由很简单：两千年前的墨学原本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两千年后的墨学也只有这样做、必须这样做，才能找到自己本真在场的立足之地。有鉴于此，虽然本书作者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及了这个问题，我还是想借用这篇序言的有限空间，简单地谈谈我对墨学理念遭受扭曲的一些看法，以便澄清某些最严重的误读曲解——尤其需要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在此指出的是，我自己以前也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这些误读曲解，从而充分暴露了我在研读《墨子》文本方面的不严谨不扎实。 首先就是那种认为墨家“兼爱”理念的实质在于“爱无差等”的曲解。大家知道，按照《孟子·滕文公上》这部儒家书籍的记载，墨家弟子夷之据说曾经在与儒家亚圣的一场论战中提出过“爱无差等”的说法；后世儒家于是就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将其说成是整个墨家的基本立场，甚至还据此指责墨家“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父母的爱没有差别”，鼓吹“绝对平等”、“平均主义”，以致许多学者乃至墨者也不加辨析地认同了这一点，承认墨家确实含有“平等主义”的倾向。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说法不但在现存的《墨子》文本中找不到清晰的文本根据，同时也不符合墨子自己给出的大量难以否认的经典论述。事实上，稍微浏览一下就会发现，正像儒家“至圣”在倡导“仁爱”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墨子自己在倡导“兼爱”的时候，也总是对症下药地要求父子之间维系“慈孝”、君臣之间维系“惠忠”等等，所谓“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墨子·兼爱中》），既没有将这些特殊性人际情感之间的区别一笔勾销，也没有将它们与普遍性的兼爱情感混为一谈。所以，倘若我们确实尊重《墨子》文本对于墨家思潮的元典意义，显然很难断言墨子本人也认同“爱无差等”的说法。不管怎样，要是主张父慈子孝、君惠臣忠的儒家“至圣”不能说成是“爱无差等”的倡导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同样赞成父慈子孝、君惠臣忠的墨子说成是“爱无差等”的倡导者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