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 三、王阳明哲学的研究进路 四、王阳明哲学型态的心理因素 五、王阳明的重要哲学命题 六、本体工夫论的格物致知说 七、阳明论心意知物的关系 八、阳明良知说及致良知说 九、阳明穷理说 十、阳明知行合一说 十一、阳明讲心即理说 十二、阳明对朱熹之批评 十三、结论 一、前言: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有对比於朱熹哲学的哲学史意义,有开创儒家哲学理论意境的哲学史意义,在当代新儒家的讨论中,有超越一切儒学与中国哲学的登峰造极意义。关键就在,王阳明论知行关系的意见,融会贯通,透澈骨髓。以其一生的学问与事功,将儒者的典范即身实现,显现出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故而在哲学史上有如此显赫的地位。然而,从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王阳明哲学究竟在什麽意义上开创了儒学?对比了朱熹?又为何会受到当代新儒家的如此肯定?当然,这必然是阳明哲学有其独特的思路所致,因此对於阳明哲学的研究,即必然有开创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功效。本文之作,将从阳明哲学论知行关系相关的思路之本分析入手,说明他的问题意识的核心,以及他的哲学思想的脉络,以期将他的思想特色适予展示,目的在藉由阳明哲学的特殊性,建立阳明哲学的特殊型态,并有以推进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 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 一般而言,以一个传统哲学家的理论为对象,进行理论意涵的舖陈展示之研究,这是属於哲学史研究的范畴。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史上的某学派某系统之某着作或某理论为研究对象,而良好的研究途径,即是从哲学基本问题以切入文本分析,从而提炼思想意旨。至於哲学史作品本身的叙述脉络,常会是从对其它哲学着作的理解、诠释,从而创发新说,作为论述之途径,当然也会直接就所设想的问题发表新说,因此研究哲学史作品的方式便成为以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法为方法论架构,以哲学作品本身的经典诠释意见或特定哲学问题的主张意见为讨论对象,所展开的文本分析。 基於文本分析的成果,在对於一项哲学史课题了解清楚之後,则可依据其所提出之理论或表达理论的方式进行哲学专题的研究,此时,哲学史研究便跳出了历史的范畴,而进入了哲学研究的本身。以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分析文本的研究方式,还是企图说清楚原典的意涵,还有丰富的哲学史研究意义在。但以哲学史理解为基础的哲学研究,就不再受限於原来的问题及原来的主张,而是以更新的哲学问题,就原来的哲学史的讨论成果,而提出创造性发言,因此问题更为广泛,意见更有创造力。就中西哲学比较而言,哲学史研究尚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活动,至於哲学研究,就是中西共通的哲学研究的本身,只是他还具有中国材料的意涵而已。 在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架构的讨论中,作为一个工具的意义,它本身是哲学研究的课题,以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深入哲学史原典进行文本分析,从而提炼研究方法的工具性知识,则又是哲学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之作,既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也有哲学研究的意义。前者是对王阳明哲学文本进行哲学意涵之哲学史解析,後者是藉由解析而推进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的工具性知识。後者是有知识论研究的意义的[1]。 此外,以阳明知行关系为问题对象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但以知行关系的阳明意见参与到知行关系的中西哲学比较的讨论,则是哲学研究。依本文之讨论企图,还是停留在哲学史上的阳明知行关系为主,至於纯属知行关系的哲学讨论,将另待它文。 三、王阳明哲学的研究进路 以下,将以王阳明的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进路、王阳明的经典诠释意见、王阳明对特定哲学问题的主张三项进路,说明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进路。 首先,从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角度说阳明学时,必须将阳明哲学定位为工夫论哲学,亦即他的哲学思想的特色重点在於工夫论哲学的意见创造上,而不是形上学的意见创造。这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形上学的立场,而是形上学立场是他的理论预设,是他发为工夫论旨的理论依据,并不是他展开思辨推演讨论的焦点,因此他的主要哲学创见的定位就是在工夫论上的,这就是他以《大学》文本诠释所创作的本体工夫观点,如格物致知及致良知等。当然,王阳明还是有一些形上学意见的表述,只是不成大宗,这就主要集中在对良知学的理论预设之良知概念之本体论意涵或存有论意涵的说明中。 就工夫论旨的两种型态而言,首先他的工夫论是儒家传统的本体工夫之基本型态,“本体工夫”的词汇甚至就是出现在王阳明的着作中[2],而并不是一个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术语。阳明工夫论是本体工夫,因此也就不是宇宙论进路的身体修炼工夫,他有不少对仙家炼气的发言都偷渡概念、转换意旨为本体工夫[3],而他自己的身体修炼经验也似乎都没有以理论陈述的形式被他表达出来[4],因此可以说在他的知识世界中的工夫论观念就是心理修养进路的本体工夫为关键,这就与他的後学强调静坐调息甚至发弄神通光景的进路并不相同,可谓这些後学并非阳明这位儒者的善述者[5]。 对本体工夫的各项次及工夫论问题而言,工夫入手、工夫次第、境界工夫的问题都被他收摄到本体工夫论的意旨中以为贞定。 其次,从经典诠释及哲学意见表述的角度来看阳明哲学的发言时,阳明哲学的工夫论旨可以说主要就是在经典诠释的进路中言说的,而且就是以《大学》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的。其它有《易传》及《孟子》文本的诠释意见,都仍与《大学》诠释意见一致。他的“格物致知说”、“致良知说”、“四句教说”都是《大学》文本的经典诠释意见,至於来自《易传》的穷理说,也并不是主要为了讨论《易传》而提出的,而是扣合《大学》格致宗旨而并同提出的。还有来自孟子的“良知”、“必有事焉说”,这也是与格致说意旨直接扣联的意见。此外,“去人欲存天理说”及“知行合一说”,可以说是他的哲学主张,但前者已是前儒使用不断的概念,後者则是程颐及朱熹依《大学》先知後行的工夫次第说之再下一转语而来。 可以说,阳明哲学的所有重要命题在哲学史上都不是创新的概念,而是对於传统经典的概念从工夫论问题意识下手,以提出他的本体工夫论旨的,并且,这些在传统经典中讨论使用到的重要概念,更可以说都是在朱熹哲学作品中就已经是最重要的概念了,只因後人对朱熹宗旨之掌握有所滑失,阳明则重新诠释而有以救正,因此哲学史上有阳明是否定朱熹还是继承朱熹的争议。笔者认为,王阳明是继承朱熹所讨论的最重要的哲学文本《大学》一书之观点,但提出自己的从本体工夫进路的诠释意见,而有别於朱熹从工夫次第以强调《大学》的进路。但是,本体工夫与工夫次第不能冲突,因此朱熹与王阳明亦不能有对立冲突的诠释意见,只是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因而有不同的诠释意见而已。至於当有相同的问题意识时,则阳明便发为《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言其同,事实上此书是将朱熹书信中一些谈及自己做工夫的心得及反省的文句摘录为《朱子晚年定论》,以与阳明自己所最关心的实践问题并为同路。阳明这样的做法,十分合理,哲学史上一些从朱子晚年是否晚年、以及朱子有更多与阳明不类、甚至阳明自己有众多批评朱熹的言论来反对阳明的倡议之说,都是没有认识清楚阳明的言说进路的无谓批评。阳明关心自我修养工夫,发现朱熹也有同样话语,就急着引为同道,如此而已。朱子当然可以与阳明有相同的对於工夫实践的反省观点,至於阳明批评朱熹一些哲学命题的观点则尽可发为经典诠释的讨论,但绝不会因此影响到两位儒者对於实践儒家价值宗旨的工夫论意见,这就是是否能准确理解文本,而从相应的哲学基本问题为进路,以分析问题的做法,能掌握正确的问题,则能理解阳明从何种进路说朱子晚年同於己意,至於朱熹一生主要的哲学意见,则可以说阳明多已发为文字,用力批评了,成不成立,後文将述。 四、王阳明哲学型态的心理因素 本节说明王阳明形成工夫论哲学的背後历史背景及心理因素,目的并非以此证说其说之是,而是为说明其学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型态的特殊心理关怀。阳明生於明代以朱熹《四书集注》为科举取士的理学昌盛之时代,“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但人人口说心不行,儒学知识成为只是求取功名之工具,并非自己心行实践的理想。至於阳明本人,则自幼天资聪颖,充满强烈的知识探求的兴趣,以及生命实践的冲动,立志以成圣人,风云际会,谪龙场,悟格物致知说,後建事功,并讲学不辍,事功愈大,威逼更大,动心忍性之际,更加体会良知学的意涵。可谓一生都在道德实践中体悟儒学,因此他的儒学就是以戮力实践为宗旨,从实践的体会中,藉由《大学》文本概念的重新界定,提出有别於朱熹以“先知後行”的“工夫次第”之《大学》诠释说,而为“知行合一”之本体工夫的《大学》诠释说。阳明之学,体悟与实践之学,并非系统性哲学建构,并非为解决儒学作为一体系性哲学需有与道佛辩论之理论系统建构之需的问题,亦非为解决儒学作为吸收先秦、两宋以来所有观念系统的如何集大成之体系建构之问题,而是由立志实践之实际操作观念,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穷理等文本概念以己义解释,创为新说,因有实际实践之体证效验,故而感人深远,因有实际事功之显赫於天下,故而弟子蜂拥汇聚。阳明以即身即是圣人的气象,证明了他的儒学观点,形成一套直接实践的本体工夫的说法系统,不能说阳明展开了全面性的儒学文本解读,而是就重要儒学典籍的实践意涵予以厘定澄清,不能说阳明建构了儒学的新的形上学系统,而是藉由他的本体工夫论的发扬而使其系统中预设的儒家形上学观点有了实证的进路,因而有了认同与主张的立场,但所据以为证的形上学系统,其实皆已在先秦两宋诸儒学的系统中被表陈了。因此他真正表述的哲学思想,就是真实实践的立场,他藉以表述要认真实践之立场的哲学命题,就是藉由《大学》中心的相关概念之文本诠释而立说的。掌握了这个轴线,阳明的所有命题皆同一宗旨,同一模式,没有什麽复杂的思辨,只有同一套思路的不断重述而已。 当然,阳明所说仍是一套哲学观念系统,但却是讲究实践为要的工夫论哲学,至於涉及三教辩证的若干意见,则仍是宋儒以实理实行於家国天下的同一套思路,阳明亦并没有新见。阳明学可以说是把儒家哲学的实践精神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套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