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超越“唯物

　　【内容提要】表面看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除了一般地讨论旧唯物论的致命缺陷外，就是特别地讨论费尔巴哈唯物论所特有的缺陷。其实，该条的基本蕴含在于揭示“唯物—唯心”及其对立的学理基础和社会根源，奠定先行地确立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原初基础，阐释“‘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也同时构成整个《提纲》的根本宗旨。只有马克思所确立的那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清算，从而获得对它们的双重免疫力。

　　【关 键 词】“唯物—唯心”/对立/实践活动/逻辑/历史/扬弃

　　我们之所以反复释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决非小题大做，也非刻意地去寻求微言大义，而是因为它关乎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确切理解和恰当领会。因此，我们不得不异常郑重地对待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每一段论述。《提纲》第1条，作为马克思用来开宗明义的首要部分，其篇幅相对于其他各条为最长，其重要性也最大，因为它为整个《提纲》的全部内容确立了思想基调。无论就《提纲》本身，还是就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乃至就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其重要性都不言而喻。深入解读《提纲》第1条的丰富内涵，对于进一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

　　布鲁诺•鲍威尔在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时曾指责作者是“费尔巴哈式的教条主义者”①。为澄清这一指责的虚妄性，马克思写下了这个《提纲》。诚然，在马克思思想的演进中，作为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一个有机的思想环节，《提纲》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地位。如果说，《手稿》主要是从哲学上利用费尔巴哈来清算黑格尔，那么《提纲》则又回过头来从哲学的原初基础上清算费尔巴哈本身，而《形态》作为“合题”同时超越并告别了一切可能的旧哲学。但对鲍威尔指责的不满，至少是写作《提纲》的一个直接动机。

　　其实，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在哲学上早就保持距离了。按照科尔纽的说法，“在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的博士论文中，他就已指责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说它没有包含能够指导人创造自己生活的能动原则。这种指责也就隐含地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②。马克思的《提纲》当然是作者为了结自己同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而写的，目的在于划清“旧唯物主义”同“新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作为一种想跳出意识形态的尝试”，乃是一种“失败的尝试”③。他把揭露费尔巴哈哲学的这种失败及其原因作为自己的任务，因为这种揭露既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同时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思想上对费尔巴哈的真正超越。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哲学的致命缺陷就在于“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④。

　　二

　　《提纲》第1条作为马克思以前思想演进的一个总结，其滥觞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中学作文提出的“肉体原则”和“精神原则”的紧张，以及他在大学时期提出的“应有”与“现有”的冲突及其消解的原初理论动机。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提出了决定其一生致思取向的问题：“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松软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⑤这里，马克思不仅自觉地提出了“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问题，而且把“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哲学主题。对于马克思终其一生的思想建构来说，这篇作文的影响至深至远。吕贝尔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后来成为《资本论》学说的基础”⑥。其实，这篇作文更应该被看作是马克思扬弃并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最早的思想雏形。后来，大学时期的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又提出了“现有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冲突问题，进而提出“肉体本性”与“精神本性”的划分。此信意味着马克思对自己所作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反省和总结，他在信中回顾道：“我的天国”所代表的“纯理想主义的”、“彼岸的东西”同“一切现实的东西”的紧张和冲突，亦即“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构成他“首先渴望专攻哲学”的最原始动机。马克思在后来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以及为此所作的笔记中，找到了古希腊哲学中的两个典型即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从某种意义上说，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不过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肉体本性和精神本性、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人格化形式而已。

　　在《提纲》第1条中，唯物论和唯心论作为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的意识形态修辞，它们之间对立的扬弃和消解，被马克思诉诸人的感性活动及其建构的此在性。在哲学意义上，人的此在性的原初基础的奠定，取决于把人的现实活动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予以先行地确认。实践所固有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品格，内在地对应于人的肉体原则和精神原则、现有和应有、唯物论和唯心论。换言之，这种两极之间的张力，其秘密已然隐藏在实践这一原初范畴之中了。同时，随着人的实践的自我建构(绝对的主观性)，它在人类历史的展现中被一一地表征出来，并衍生为意识形态及其冲突。这一系列的对立之扬弃和消解，也只有通过实践的进一步展开，才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反思的层面上得到逻辑的解决；一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诉诸实践本身的发展和成熟，这是最终意义上的、最本真的解决。因为“唯物—唯心”对立的扬弃，说到底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作为范畴的实践，只是从理论上规定了这种扬弃的逻辑可能性；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则给出了这种扬弃的现实可能性。

　　三

　　表面看来，《提纲》第1条的内容除了一般地讨论旧唯物论的致命缺陷外，就是特别地讨论费尔巴哈唯物论所特有的缺陷。实质上，该条的基本蕴含在于揭示“唯物—唯心”及其对立的学理基础和社会根源，奠定先行地确立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原初基础，阐释“‘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些同时也构成整个《提纲》的根本宗旨。它向人们昭示：只有马克思所确立的那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清算，从而获得对它们的双重免疫力。以往哲学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脱离了实践——唯物论未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同样地，唯心论“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所以要么陷入唯心论，要么陷入唯物论，它们也正因此只能局限于“解释世界”，而不能致力于“改变世界”。

　　《提纲》第1条即使是讨论费尔巴哈唯物论，也是在“唯物—唯心”的框架中进行的，这既凸显出唯物论和唯心论各自的片面性，也体现出超越这种片面性的合题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唯心论的片面性，就不能深刻地认识唯物论的片面性，反之亦然。马克思实际上给出了“唯物—唯心”之争的超越“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答案。在这里，马克思丝毫未曾偏袒“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在他看来，作为两个知性地对立着的方面，它们都不过是有待被逻辑和历史地扬弃的规定。无论是在逻辑的还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唯物论和唯心论都只是暂时的意识形态现象，而非超历史的永恒之物。

　　马克思在《提纲》第1条中确立了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正反题关系。在他看来，它们各自抓住了人的存在的两种属性中的一种：“受动的方面”⑦被唯物论抽象地发展了，而“能动的方面”则被唯心论抽象地发展了。由于都脱离了实践，无可逃避的后果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唯心论之所以导致这种“抽象地发展”，就在于它“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吊诡的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是相互对立、截然相反的，但双方的局限性却又是一致的和共同的。它们对立的学理基础，恰恰在于这种共同的缺陷。因此，马克思认为唯物论和唯心论必须同时被扬弃。

　　我们必须追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唯心论的“和唯物主义相反”？这只能是因为“能动的方面”被唯物论遮蔽了、掩盖了。问题在于，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遮蔽和掩盖呢？就是由于“受动的方面”被唯物论抽象地发展了。它们正因此才形成并确立起彼此正相反对的知性关系。但应注意，这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加以对举并不是一个性质。

　　强调“感性”(Sinnlichkeit)，费尔巴哈已经做到了，正因此他才能够克服黑格尔的“醉醺醺的思辨”，但也仅仅是在反题的意义上“克服”罢了。费尔巴哈在反驳施蒂纳对他的攻击时甚至说：“费尔巴哈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在费尔巴哈看来，上帝、精神、灵魂、‘我’是虚空的抽象，但是，在他看来，物体、物质、物性也同样是虚空的抽象。在他看来，真理、本质、实在仅仅在感性之中。”⑧他还说：“应当遵循感官!感性的东西开始之处，就是宗教与哲学结束之处，并且由此而使我们得以获得简单而明白的真理。”⑨这在表面上多么类似于马克思的说法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⑩但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于，费尔巴哈仅仅满足于强调抽象的“感性”原则，而马克思强调的却是“实践”原则，亦即超越“感性直观”而达到了“感性活动”。其差别有些类似于黑格尔同斯宾诺莎的不同，斯宾诺莎强调的是“实体”，而黑格尔则把“实体”改造成了“主体”。费尔巴哈还说：“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11)但问题是，费尔巴哈在强调感性原则的同时，未能从“感性对象”走向“感性活动”，而是止步于“感性直观”，因此他仍然是不彻底的。费尔巴哈止步的地方，正是马克思开始的地方。

　　费尔巴哈是瞧不起人的实践活动的，他认为“实践的直观是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因为，在这样的直观中，我完全以自私的态度来对待事物；它是一种并非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直观，因为，在这里，我并不把对象看作是跟我自己平等的”(12)。他认为，实践不能超越功利关系的羁绊，只有理论才能超越这种局限，从而达到自足性。其实，这恰恰折射出费尔巴哈立足于市民社会所造成的那种狭隘眼界。因为市民社会成员才是功利之徒，其活动才具有费尔巴哈不满意于实践的那种“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性质。但这只是费尔巴哈的错误，而不是实践本身的错误。因此，费尔巴哈推崇理论活动，贬低实践活动。就像马克思所批评的，他“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13)。在费尔巴哈那里，实践没有资格被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他信任的只是理论的直观，而非实践的直观。所以，在人和感性世界之间所建构起来的关系仍然被束缚在理论的范围内，不曾进入实践的视野和领域。由此决定了费尔巴哈哲学最终也不过是在“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科尔纽恰当地认为，满足于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解的费尔巴哈哲学，不过是一种“对感性客观现实的静观的考察方法”罢了，它只能“使得人对感性客观现实采取消极态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