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关键词】生活儒学；生活的儒学；儒学的重建 一、缘起 最近，笔者出席了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①]，因为在韩国儒家的话语中，“儒教”（??）与“儒学”（??）在用法上通常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此次会议的主题其实就是“生活儒学”。对此，笔者感到非常亲切，因为笔者十多年来建构的儒学理论正是“生活儒学”[②]。 但是，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儒教”与“儒学”却是涵义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③] 所以，成中英先生在会议开幕的主题演讲中明确区分了“生活儒学”与“生活儒教”；[④] 笔者本人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也特别强调了“儒学”与“儒教”的区别。[⑤] 不过，此次会议本身并没有“生活儒教”和“生活儒学”的区分；韩国儒教学会会长金圣基教授在会议最后的致辞中，用汉语称笔者为“‘生活儒学’的先行者”，他所说的“生活儒学”就是指的会议主题“生活儒教”。 此次会议另外一处未加区分的地方，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生活儒学”。这是本文将要详加辨析的两个概念。众所周知，“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其中，台湾地区的代表是龚鹏程教授，大陆地区的代表就是笔者本人。[⑥] 此次会议以“生活儒学”为主题，标志着中国学者所提出的“生活儒学”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或者说正在国际化。不知是否出于主办方的有意安排，在这次会议上，龚鹏程教授做了会议开始的主题发言，而笔者做了会议最后的总结发言。 成中英先生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提到“山东有学者提出‘生活儒学’的概念”[⑦]，即是指的笔者本人的“生活儒学”；但笔者的“生活儒学”远不仅仅是提出概念，而是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生活存在论”或“生活本源论”；[⑧] 作为形上学的“变易本体论”；[⑨] 属于形下学的“中国正义论”[⑩]、以及“国民政治儒学”[11]；等等。正因为如此，笔者的“生活儒学”被列为“新世纪大陆新儒家”六家之一[12]、“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十家之一[13]。 本文之所以要辨析两种不同涵义的“生活儒学”，是因为两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为此，本文称龚鹏程教授的生活儒学为“生活的儒学”（Confucianism of Life）（这也是龚鹏程教授自己的叫法）[14]（此次韩国会议的主题“?????”汉译为“生活中的儒教”亦属此类），以区别于笔者的“生活儒学”（Life Confucianism）[15]。 二、“生活的儒学”及其问题 龚鹏程教授“生活的儒学”的基本宗旨，是“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16]。这显然是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批评，认为他们仅仅将儒学视为“生命的学问”[17]，而忽略了“生活”。而“生活的儒学”则主张： 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而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而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复活起来…… [18] 显然，这样的“生活的儒学”是指的既有的儒学在现代生活实践中的应用，就是把现成的儒学运用到当下的生活实践中。此次会议的论文，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生活的儒学”或“生活中的儒学”，并表达为这样一些措辞：“活用”、“现代活用”、“激活”、“活性化”等。 但是，这样的“生活的儒学”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1、这里所谓“儒学”，究竟是指的怎样的儒学？那是孔孟的原典儒学，还是帝国时代的儒学，或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19]，或是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20]？ 众所周知，儒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自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21]，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儒学，而同一时代亦有不同学派之儒学。因此，所谓“儒学”岂能一概而论？如果承认儒学乃是“周孔之道”而从周公算起，那么，历史上存在过宗族王权时代的儒学、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孔孟荀的儒学）、家族皇权时代或者帝国时代的儒学、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儒学（包括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22] 那么，面对儒学的这些不同的历史形态，我们究竟应该“活用”哪一家、哪一派呢？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还是汉代经学？更根本的问题是：选择的标准何在？这些问题，都是“生活的儒学”无法回答的。 2、既然儒学需要“激活”、“复活”、“恢复”，那显然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也就是宗族时代（王权时代）或家族时代（皇权时代）的儒学。然而，这样的儒学能够照搬到今天来吗？ 他们所谓“儒学”正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因为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是无所谓“激活”、“复活”、“恢复”的。但是，这样的前现代的传统儒学，今天能够、或者应当“激活”、“复活”、“恢复”吗？下面简要加以分析： 我们知道，秦汉以来的帝国时代的儒学，形成了“形上-形下”的基本架构：建构一套形上学，来为一套形下学奠基。这其实是古今中外所有哲学形而上学的共同的基本架构：设定一个唯一绝对的“形而上者”，用以阐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者”何以可能。且以宋明理学为例，其形而上者就是心性天理，其形而下者就是帝国时代的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样的传统儒学，可称之为“帝国儒学”。 （1）帝国儒学的形下学，其基本内容是皇权时代的一套伦理政治规范及其制度，其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试问：今天的中国还应“激活”、“复活”、“恢复”这样的东西吗？ 不幸的是，今天确有一部分儒者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试图“激活”“三纲”[23]： 他们“活用”“君为臣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皇权、专制主义。他们试图重新抬出一位君主、或者某种变相的君主。为此，他们反对自由、民主，鼓吹某种集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借传统儒学“家国天下”的话语来鼓吹某种帝国主义。 他们“活用”“父为子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父权、家族主义。为此，他们鼓吹所谓“孝道”，号召诵读《孝经》。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种伦理性的“孝道”政治化，大讲所谓“国父”[24]、“国母”。他们有意无意地鼓吹《孝经》的主题“移孝为忠”[25]，忘记了原典儒学的原则“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26]。“孝”本是子女对于父母的一种本真的情感，却被伦理政治化；“移孝为忠”乃是家族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原则，所以专制君主总喜欢侈谈“以孝治天下”。“激活”这样的传统，意图何在？ 他们“活用”“夫为妻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夫权、男权主义。他们反对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主，试图以这种传统儒学来“安顿”现代女性。[27] 以上分析并不是说传统儒学的所有内容都过时了，而是说传统儒学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学，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已经过时了。所谓“过时”是说：这种帝国儒学曾经适应于前现代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却绝不适用于现代性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2）帝国儒学的形上学，历经帝国前期的汉唐儒学、帝国后期的宋明儒学两大阶段，后者尤其“精致”，不论程朱的“性即理”[28]、还是陆王的“心即理”[29]，都是将“心性”与“天理”合起来，视为“形而上者”，用以解释万事万物、特别是论证帝国时代的伦理政治何以是必然而且当然的。这样的“性理→伦理”的关系，也是“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 但是，这样的先验论的“性善”人性论，不仅并不被现代人接受，而且即便古代儒家也未必认同，例如著名的荀子“性恶”论、王夫之“性日生日成”论。尤其是后者，认为“‘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30]，更接近于人性的真相，也更接近于笔者“生活儒学”的观念：现实的人性并非什么先验的或先天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现代中国、当今世界来说，帝国儒学整体上是颇成问题。这样一来，我们面临这样一种严峻的问题：这样的传统儒学，难道应当加以“激活”、“复活”、“恢复”吗？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女性，绝大多数会持否定的态度。这也表明：“生活的儒学”的致思进路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更根本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儒学”？上文谈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中，儒学开始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以此为其形下学奠基；自那时以来，传统儒学就是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大块构成的，由此形成了“形上-形下”的基本架构，而表述为“本-末”、“体-用”、“性-情”等等。这种“形上-形下”的架构其实也是中外普遍的现象，西方哲学亦然。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势必面临这样一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