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一种生命智慧，其平实、亲切的特点在言说方式上集中体现在“能近取譬”的风格上。大凡生活世界之中人们耳熟能详之物事，皆可以被取用于生命智慧的 运思之中。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在农耕文明之中，种子、植物、耕耘、栽培是每个人生存活动之中所涉及的最基本的物事。植物性隐喻在儒家仁说中 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实不足为奇。儒学植物性隐喻可以追溯至孔子，而在《孟子》中，人之道德性、趋向善的动力，被用枝芽生心上的隐喻描述。虽然尚没有成熟 植物的特征（干、枝、叶），但在植物的首株嫩芽中，植物生命作为“性”概念的原始模型，既指蕴含于禾苗之中的按既定道路发展的潜质，又包括成熟物种的品性特征。因此，如果植物（或人心）的首株嫩芽得到养育呵护，并得以生长成成熟的植物，“性”将日臻完善。[1] 宋明儒用谷种（“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程子）、杏仁、桃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谢上蔡）、茄子粒 （“看茄子内一粒是个生性”，朱子）、莲实（真德秀）来比拟仁之生理，来描摹仁体的呈现的自然与自发性，在理学话语圈中亦属尽人皆知之事实。对于此等自然 活泛的运思方式，梁漱溟公曾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其农耕文明的生存根基： 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动植物；而工商业者所对付的死物质。生物是囫囵的、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死物质恰好相反，是呆板的、可以分割破碎的、任人摆弄 的……中国农夫因其对付的是囫囵的、不可分的生物，所以引发了他的活趣；这正是理性，而不是理智。宋儒程明道先生曾说此意：“观鸡雏可以知仁”，此即因其 有活趣，可以引发一种自然活泼之温情。[5]（pp314-315） 那么，为何要用喻？一般来说，隐喻的工作机制无非是用人们熟悉的存在领域的物事去描述、摹拟陌生的存在领域的物事，用简单明了的物事去说明、解释复杂晦涩 的物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事去把握、理解看不见、摸不着的物事。因此隐喻不只是一种产生修辞效果的审美式的表达方式，更是人们赖以把握抽象观念、理解 新事物的主要认知机制。隐喻为我们趋近目标域提供了方便、简捷的路径。不啻如此，从语用的角度来看，隐喻涉及到隐喻的建构者与理解者之间的关系，用喻者 （隐喻建构者）之所以要诉诸隐喻的表达方式，无非是为了拉近他/她与理解者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产生彼此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意识。[6](p232)归 根结底，隐喻即是将一物视为别的事物，声称“此”是“彼”，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或谈论“此”，所以我们只好用“彼”来谈论“此”。隐喻的思考方式意味 着在两种不同的东西、事件之间找到某种相似性，其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更容易让人理解，于是便用这为人熟知的一方来言说那不易理解或不易言说的一方。[7](p15)确 实，种子具有的那种生命力以及这种生命力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条件必然展现出“生机”，与心之“生理”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发端为四情，一体之仁的发露是 出于其内在的生生不容已之力量，是何其相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更是德性的培养功夫绝佳摹状。儒家性本善之论说多借助于种子的隐喻，以种子具有“生”之 “性”而指陈“善”之先天性。我们不能因为某个种子没有发芽就断定这个种子根本就不能发芽，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只夭折的雏鸟没有长出翅膀就断言它的天性就 不能飞翔一样。大凡讲灵性生命的思想家都喜欢用这个种子的隐喻，托尔斯泰说得好： 真正的生命在人身上一直都保存着，就像生命保存在种子里一样，时候一到，这生命就显露了……它的诞生同物质世界的任何一种事物的诞生一样，果实的诞生并不 是它想要诞生，它觉得最好是诞生，也不是因为它知道诞生出来是好的，而是因为它成熟了，它不可能再继续像从前一样存在。他需要献身于新的生命，与其说是由 于新生命的呼唤，不如说是过去那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性已经消灭了。[8](p41) 在王阳明良知教论说中，隐喻的论说方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王阳明自己也说，“凡意所不能达，多假于譬如。以意逆志，是为得之。”[2](p996)而植物性隐喻（种子隐喻）一直发挥着“根喻”（root metaphor）的作用。检讨这种根喻使用机制，不仅裨益于贴切领会王阳明良知教之内涵，更有助于我们体味宋明儒生命智慧能近取譬的运思风格。 “天植灵根”： 良知之为本体 天地之生生大德“种”在人心之中，或者说透过“人之心”而发出来。这个人之心便成了“根”（灵根）：“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2](p101)王阳明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与弟子出游禹穴路途中，当时他看到田间的禾苗，说“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范兆期在一旁说：“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王阳明随即点化“天植灵根”这番话语。 天植灵根之根是一体之仁理、是“生理”、是“生之性”、是心、是良知。既是天植的，故是天赋的、内禀的，属于人之天性；既是灵根，故必发出来（自生生不 息），这个“发”是自然而发，萌芽、抽干、长枝、出叶、开花、结实，天然次第，井然有序。前面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后面一环得以顺利产生的前决条件。无根，便 无芽，无芽便无干，无干便无枝、无枝便无叶、无叶便无花等等。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之中，根是最重要的，没有根，后面的一切便无从谈起。这种隐喻意义所呈 现的联想空间，在王阳明的思想论说中最明显地表现在爱有差等的论证过程中。 “生长”：良知实现的次第原则 仁者之所以能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正是因为此“天植灵根”生生不息之所成。此处之“生生”乃是自生，循着“生理”之内在的路数油然而生。故而宋明儒一体之仁在落实的过程之中，必依照其自然发生的次第，节节而发、节节而生，亲亲―仁民―爱物就是一体之仁生发的自然次第。正如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树干、树枝、树叶当然是一体的，是同一棵树，但这棵大树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也只能由萌芽、抽干、长枝、出叶，节节而进。同样，儒学一体之仁的证成与落实亦只能依照亲亲―仁民―爱物的次第，盈科而进。爱有差等的儒学理念是依照种子生发这一“原型”加以阐发，实乃自然不过之事情：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 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其渐，所以 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 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 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 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2](pp25-26) 确实，张载在〈诚明篇〉就有“爱必兼爱”的说法，这难免会让人觉得“兼爱”与“差等之爱”之间存在着“模棱两可、暧昧不明的趋势”，[9](p115)王阳明的辨明工作基本上是承继朱子而来：仁爱由亲亲开始，这是一种自然的情感，用朱子的话说是“发于心德之自然”，朱子曾用两类比喻来说明这种自然性。一个是水流的比喻：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的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爱物则是第三坎： “爱亲、爱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无本。如水之流必过第一池，然后过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过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3]（p463）池有大小、先后之别，但却是同一水源灌注。所谓理一分殊、一本万殊是也。亲亲-仁民-爱物亦是同一仁心、同一生理自然生发所达致：“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圆池，池虽不同，皆由水而为之也。”[3]（p466）水流总有个节次，它总是从源头发出，一个一个坎地流去，仁爱也只能从源头发出，亲亲、仁民、爱物便是“仁流”的不同的“坎”，自然如此。另一个比喻便是植物之喻（木喻）：“木有根，有干，有枝叶，亲亲是根，仁民是干，爱物是枝叶。” [3](p472) “仁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作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3](p464)朱子有时又用“种子”之喻阐发此理：“譬如一粒粟，生出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为孝弟之本。”[3](p472)显 然，朱子的“木喻”在王阳明这里得到进一步的申发：一体的“仁理”是根，孝弟便是这个根从里面发出来的，是“芽”，是木之生意的“发端处”，仁民是“发干 ”，爱物则是“生枝生叶”。凡是根必有抽芽之可能（能力），并不是根想抽芽、根要抽芽，根之为根不得不抽芽，不得不发干，不得不生枝生叶，这就叫一体不容 已之情。然而根并不是一开始就芽、干、枝叶俱全，更不是先生枝生叶，然后再发干，最后再抽芽，这就叫次第自然如此。重视亲亲，既是培根的功夫，也是遵从这 个自然次第之表现，一开始就想生枝生叶，无异于揠苗助长，不仅枝叶无生，连根也不复“生活”了。根深才能叶茂，这是儒家一体之仁的一个重要特色。 亲亲是一体之仁的根，这一点在孔子所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已经显豁出“端倪”。仁的“根本”终究会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一切端赖于“根本”最 初的“萌芽”、“发端”。根不萌芽便是“死根”。儒家力守这个“根本”，而不与墨子兼爱观念妥协，自有其良苦用心在。爱有差等中的“厚薄原理”不适用于父 母兄弟，如果在父母兄弟还分个厚薄、还于心有“忍”，那么，仁爱的根子便死掉了，一体的仁理便根本无法发生、无法透现了。这一点正是王阳明深为强调的： 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该如此。禽兽与草 木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 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2](p108) “根”在王阳明的论说中是一体之“仁体”，培养这个“根”便成了王阳明功夫论的基本论说形式。 “培根”：良知培养的功夫论 （1）功夫的次第性。如同根―芽―干―枝―叶―花―实 乃是植物生长的自然次第一样，修行功夫亦表现出次第性，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揠苗助长，更不能从根到果，一步到位，必须盈科而进：“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 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 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2](p14)儒学修身传统历来有下学、上达之分，有弟子问上达功夫，王阳明又一次援引这一隐喻“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2](p13) （2）功夫的主体相关性。“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气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2](p96)尽管是同一仁“根”，但由于土壤、根况的不同，培根的功夫也就表现出具体的差异性。要根生发，此为同；因材施教、因病发药，因地制宜，此为异。 （3）功夫的自然性。这表现在王阳明对儿童教育的看法上：“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条，日就枯槁矣。”[2](pp87-88) 王阳明功夫论中的“立诚”、“立志”、“一贯”、“致良知”亦大多诉诸此隐喻表达。 关于“立诚”：“格物致知者，立诚之功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