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主要探讨境界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工作方式，文中将藉由孔子哲学的探讨而建立一个由境界哲学所架构的哲学诠释模型，企图将境界哲学的工作方式在孔子哲学的诠释中建立一次工作的经验，从而使得境界哲学的诠释进路得以逐步开展在中国哲学各家哲学体系的诠释使用之中。文中将讨论孔子哲学的仁与礼这两组核心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义理定位，其次将探讨孔子的君子人格的境界哲学观，最後将由孔子的境界哲学的诠释进路推演出孔子哲思在本体论与宇宙论中应有的义理型态，从而探讨儒家哲学的形上学的根本型态定位，并由此见出儒释道哲学型态同异之别的初步架构。 前言： 对於孔子思想的研究，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它有一个两面性格，首先，它一方面呈显出儒家哲学根本义理的创立者形象，故而极为重要，另方面又因孔子思想性作品中哲理论证的性格不足，故而难以体系化地论述。本文即将尝试从当代中国哲学方法论中找出一条研究进路，使得孔子哲学中义涵丰富的原创性儒学观点，亦得以在一个有体系有架构的哲学论证中被言说与检证，基於此，本论文即将采取一个「境界哲学」的诠释进路来讨论它。 一、境界哲学的诠释进路之方法论义涵 我们所谓的「境界哲学」，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指涉的是中国哲学方法论中与「功夫哲学」并合出现的一个哲学研究的进路，并不是指谓作为形上学观点的一种型态。「境界哲学」作为一个「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2]的研究关怀下的基本哲学问题，它所展现的义理向度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体系中的理想人格之全幅图像，即是一个完美人格形象的展现[3]。以儒学义理间架而言，即是一个对於儒家君子、贤者、圣人的生命实质的问题探讨，相并合於这样的探讨的「功夫哲学」，即是着眼於如何达到此一理想完美人格的修养历程之问题探讨，然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当我们从实践的进路而言时，我们的关注固然是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义理向度，但当我们从思辨性的体系建构角度言时，我们要关切的就是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了。 本文的进行将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格局下，仍使用形上学与世界观的名义。面对从实践进路上来讲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它所关切的都是主体的活动，而「形上学」则是这一个生命实感在客观理序上的一个依据，一个提出普遍原理的永恒保证，着眼於建立普遍原理的理论探讨，而其「世界观」则是那个生命实感全幅展现时之生存范域，着眼於存在界的客观基础的知识建立的问题探讨。 以上所谓的境界哲学、功夫哲学、形上学与世界观的名义使用[4]，基本上即是我们所谓的基本哲学问题的研究进路对应於中国哲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根据，这其中各个基本哲学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当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的问题，对於这个问题，本文中已经基本预设了一个方法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从理论体系的完整化而言，这四组基本哲学问题，都是中国儒释道哲学成熟化後的必要性基设建构，缺一不可，完整的体系必须是四个面向彼此的关照统摄、牵引互动的搭载结晶，这是本文进行前的基本观点。也就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孔子的儒学型态的原创性理论活动只是开展了其後继者在系统性再建构的起步，这个起步主要由境界哲学入手，其实已预设了必然发展的功夫论、形上学与世界观的问题意识。 牟宗三先生以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哲学是一种境界形态的形上学[5]，此即意谓着境界形态是形上学的两种形态中的一种，另外还有的是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即整个西方哲学及中国儒家哲学者是。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思路安置的问题，在我们的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观点中，作为形上学形态的考量而言，我们根本认为整个中国哲学都是境界型态的形上学。 中国儒释道三家哲学的根源性智慧都是创立者的个别特殊人格之理想化的结果，都是他们的主观境界的理性化、客观化、体系化的产物，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基本上就是直指人生的人生哲学型态，体系中涉及客观实体描写的哲学语言都已经在观念的发生上先在地立基於主观的体证，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儒释道哲学全体都是境界哲学的形上学形态，在牟先生的语言使用中，称之为实践的存有论或实践的形而上学，但是在我们的方法论观念中的语言使用而言，境界哲学的主要义涵并不是与客观实有的形上体系对比而生的，它是中国哲学体系的整体共通形象。[6]因此我们在把握这个要点的同时，便提出境界哲学这个基本哲学问题，一方面指出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一个真实人格的境界展现後的理性建构，一方面在哲学语言的理性观念之舖陈中要论究境界语言的方法论特质。而孔子的思想性作品中的哲理表达，正是具备这种境界语言的方法论特质。 我们将孔子的思想放在一个境界哲学的言说进路中来诠释，这就表示，作为一个哲学作品的对象，我们认为孔子哲学的根本性格是一个境界哲学的表达。他的哲学作品中的观念活动是一个特定人格型态的境界展现，也就是说，孔子思想作品中的观念活动并不是在进行形上观念的理论建构或世界观知识的引介，而是还原到一个中国哲学理性活动的原初关怀，即是一个理想的生命人格的追求，亦即一个儒者的生命理想的本质性规定即在现实活动中的一切生活实相之展现。孔子直接以其生命的自证而展现此点，於是一个理想的儒者形象便随着他的思想性作品而开展出来，这也就是儒学的理想人格图象的明确建构。 也就是说，儒家哲学体系性思维的创构，在孔子这位创立者手中时是以一幅儒者境界的展示为表达的方式，於是我们也就让这个展现得在哲学研究的方法进程中更加暴露，直接以境界哲学的关怀来面对他的义理流衍，以作为相应的研究进路。那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孔子思想中所确定建立的那个社会理想，及所彰显的那个理想的人生境界，当它作为一个哲学体系的思辨性研究对象的时候，它所预含的一个世界观及形上学的命题原则何在。 这一个理论活动的理性探讨，在中国哲学史上其实已真实地进行於中国儒学史的发展中了，一部儒学哲学史就是在理论建构的方向上对孔子思想的不断地诠释的理性活动的历程，至今显现出了《中庸》、《易传》的建构，两汉的今古文之争，韩愈张载的儒佛之争，两宋的朱陆之争，明代的心、气、理之争，当代牟宗三先生与劳思光先生的形上学诠释架构之别等等。我们当然并不需要进行哲学史的解读以便认识孔子，因为对於孔子哲学的任何认识与理解的活动都已基於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亦即其研究方法，即其哲学方法论。因此以这些争辩的视野来解读孔子的世界观与形上学，不如重新确立我们真正需要的方法论系统，从而抉择出诠解孔子的理论属性。 从形上学、世界观的基本哲学问题的研究角度来看，孔子思想性作品中对此之论述是极为缺乏的，事实上从形上学世界观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时，牟宗三先生甚至说孔子不是哲学家[7]，这也就是我们定位孔子哲学为境界哲学的理由，亦即孔子思想性作品的论述性格是生活规约的直接指点，是在境界实相中的直接展现，是以自己亲证所得的生命情调作为论述的内函，他自己就是他所描述的生活理想的实践者、见证人，他自己就必须是他的理想人格的实现，这样才有开创一整个学派风格的前提，这也就是人生哲学本位的中国儒释道哲学体系建构的必然性格，而孔子就正是这种哲学活动的开创者，所以他是儒家人生理想的宣布者，他的思想性工作目标是生活原理的揭露，他是创立者哲学家而不是诠构者哲学家，他是教条的颁布者、信念的提供者、生命的实践者，而不是论证其说的哲理建构者，他是第一序的型态确立者，不是第二序的理论推演者。他当然可以同时扮演第二序的理论推演者的角色，只是在历史的实况中，他并未以形上学、世界观的哲学理论建构者的方式来活动，而是以理想儒者的应然规约的布达者的方式在活动。 当然历史上成为儒学理论建构者的儒者，也并非就不能扮演儒家生活规约的颁布者的角色，事实上这两种角色是完全可以并存的，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对於中国哲学家的作品解读便应多关照於境界哲学的研究及言说之进路，因为这也正是中国哲学家的重要工作进程，哲学史上的《论语》是一例，《六祖坛经》是另一例，基督教的《圣经》及佛教的佛经都是此类作品。 这也就表示，作为系统性理论建构的孔子本人，他的哲学思维必须只能定位在境界哲学的思想建构[8]，但作为儒学创立者的孔子，他的境界哲学思维可以被後学者以形上学、世界观的研究进路继续彰显发挥与创作，而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境界哲学的思想性语言中寻绎出一些关键性的线索以作为他的形上学、世界观的义理建构之基础，这亦将是本文第三节所要探究的问题。 二、孔子论君子的理想人格境界 本节将藉着孔子自己的语言适当地展现孔子所建构的理想人格景象，从境界哲学的研究进路来诠释孔子思想时，我们要研究的对象即是一个君子的概念，以及另一个比君子概念更加严谨的概念，即圣人。我们发现孔子是有自觉地建立君子人格的理论，亦即孔子不断地在《论语》的作品中表述君子之道为何，这也就显示这个关於君子行谊准则的观念活动正就是孔子境界哲学的言说主题。究其实言，境界哲学原本就是去展现一个理想完美人格的理论活动，并且因此旁及它所预设的其他观点，不论是社会政治哲学或是形上学、世界观，此外的一个特徵是，描写境界的语言多数是同时在描写功夫的语言，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理性活动的通式。 从孔子对「君子」概念的描写中，我们理解到一个「君子」是一个有志於学仁并且能够守礼的「士」，当其发挥了在一整个时代中的典范者之历史性角色时，他可以称为「圣人」，因此这个「圣人」的概念是儒者效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孔子自谦做不到的一个境界。如其言：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 孔子论圣人的境界高於君子的语言如下：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述而） 孔子称赞圣人是已经达到时代性历史功绩的境界之语言如下： 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 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