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50—70年代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极为独特的一段，它承接了近代以来的历史逻辑，高扬了革命的正当性，同时又暴露了自身的若干问题，消耗了革命。本文选择贯穿这一时段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在脉络、特质，其所以发生的历史契机与内部包含的逻辑，探索“哲学”在运动中所得到的“解放”，并借此来摸索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的基本特点，分析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解放政治在这一时期的突进，在突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对于危机的应对方式，在整体上去理解此一时期“解放”或者说“解放政治”本身所具备的“哲学”形态。而所有这些问题将从“哲学”这个视点出发进行探讨，以把握“哲学”在特定时代中的角色、位置与功能。 【关键词】哲学 解放 新生事物 政治危机 如所周知，当下中国是20世纪革命的产物，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执政党、民族构成以及所有制形式等实存方面，也体现在社会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等理念方面。当然，这也体现在围绕所有这些方面的批评和论争当中。从一个更拉长的视野来看，当下中国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产物。但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也同样是通过20世纪中国革命的淬炼而呈现出来的。就思想学术来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抗、诸子学的复兴特别是围绕儒家和法家的各种新评价、唯识学的复兴、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对于整个中国史的整理、传统社会的风俗与道德的更新等等，都需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脉动中来加以分析。而且，中国史在整体上所包含的我称之为“平铺的下沉的历史趋势”也正是在20世纪经由革命的激荡而达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①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当下中国必然要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为中枢。在今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殖民体系仍逐步扩张的格局中，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为中枢的意识不应削弱而应进一步加强。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是已然过时的事物而一味注目当下社会现象的分析眼光是短视的，因为20世纪中国革命所包含的不只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建国革命，更是一场试图在原理上克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逻辑并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革命，在那个世界中，出现的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②。 在20世纪当中，在理论上、实践上并且是通过全民性的实践将这一尝试尽可能推向极致的是50—70年代。在这一时段中，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若干价值体系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同样也在这一时段当中，因为革命所指向的对象的强大与顽固，更因为革命不断生产着反噬自身的各种逻辑，血统论、派性武斗、个人崇拜等大行其道，官僚制思想根深蒂固，革命被严重地消耗了。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与反思50—70年代又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中枢。本文选择贯穿这一时段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在脉络、特质，其所以发生的历史契机与内部包含的逻辑，探索“哲学”在运动中所得到的“解放”，并借此来摸索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的基本特点，分析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解放政治在这一时期的突进，在突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对于危机的应对方式，在整体上去理解此一时期“解放”或者说“解放政治”本身所具备的“哲学”形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于危机的应对中，向正统“马列主义”的“回归”成为首先被选择的方式。本文也进一步认为，正是向正统“马列主义”的“回归”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在理论表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内在脉络及其特性 中国当代史上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在“大跃进”的历史潮流中出现的，可以说是哲学领域“大跃进”的表现。但是，和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实际上基本停止不同，“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这场运动的主角是工农兵群众，所以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 严格说，“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因为它并没有具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没有明确的规划和宗旨。毋宁说，它是一个大时代的产物，带有相当的自发性。所谓大时代，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在整个社会所兴起的人民群众要做文化的主人的潮流，这就是毛泽东所预告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③。柯庆施1958年在《红旗》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可以被视为这个潮流的标志性说明。④不仅如此，这场运动还首先是1958年上半年在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上海求新造船厂、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厂、陕西省西安大华印刷厂、天津恒兴织布厂、浙江省海宁县荆山农业社新南耕作区、黑龙江省宁安县石岩乡和平社等不同地区自发出现的，后来经过《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的介绍，而逐渐铺展至全国。因为是时代的产物且具有自发性，所以从1958年到1976年，这场运动并不是保持一个均衡发展的态势。就始终强调工农兵群众是哲学的主人而言，这场运动是连续的。但如果细读运动当中的大量材料，我们也会发现运动当中的波动。概括地说，整场运动有两个高峰，分别呈现不同的特点，也横向地反映着同时代的历史变动。 第一个高峰就出现在运动最初兴起的1958年。在这个时期，运动在整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自发性、问题导引性、日常性、阅读对象的广泛性。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1963年。自发性是指在这个时期工农兵群众对于哲学的学习是自发展开的，或者采取个人的方式，或者采取小组的方式，但并不是由中央或者各级党委自上而下组织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党组织的参与和引导，但这基本上可以归于是工厂的所有制改革之后党委一般工作方式的表现形式，而非特意领导的结果。问题导引性是指工农兵群众不是出于哲学或者理论兴趣而阅读哲学，而是因为自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说苦恼而学习哲学的，这些困难包括在工厂实行了“两参一改”之后权力下放工人也要参与工厂管理而不能胜任、和同事的关系处理不好、工作中如何提高产量、如何攻克技术难题、如何改进工作作风特别是领导作风、如何完成工作指标、如何破除迷信思想打倒泥菩萨平整坟地、如何写工作总结、如何解决社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等等。将学到的哲学单纯做“理论”的使用的现象很少，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是为了更好地反击厂里右派的理论进攻而学习哲学的，这是此一时期很少见的例子。和问题导引性相关，日常性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日常性指的是对于哲学的学习和使用行为，并不是浮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上的，它是被包容在后者内部，并不特别凸显出来。阅读对象的广泛性，是指工农兵群众所阅读的哲学著作除了毛泽东的著作而外，也包括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包括李达、艾思奇、冯定（如《平凡的真理》）等一般哲学工作者的著作，也包括一般的哲学概论类作品，甚至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著作。当然，在这当中，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等尤其受到关注。但从当时工农兵所写的文章来看，并不是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著作，在行文中也不是用毛泽东的论述作为前提。 整个这一时期，“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配合着“大跃进”的潮流展开，又特别是配合着“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命而展开的。毛泽东等人在这个时期对于技术革命有特别的强调，甚至认为是工作的重心，技术革命当然要结合政治，其结果就是“又红又专”。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并非仅仅指向哲学，或者文化，用康生的话说，这又是思想，又是革命，又是提高思想，又是提高技术，工人学哲学是“文化革命”，同时它本身又和技术革命密切联系着。⑤就此而言，在上面所总结的诸多特点中，问题导引性是最值得注意的。扩展一点说，这反映的不仅是“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特点，那就是人民群众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参与公共生活，“这种需要正是广大群众在我国的新形势下面社会政治生活空前活跃的一种反映”⑥。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66年前后。这是承接1963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借“文革”的潮流得以高涨的结果。这个时期，运动在整体上表现 出如下特点：自发性与组织性并存、理论导引和问题导引并存、批判性、阅读对象的集中化。相比前一时期，在这个时期，自发性并未消失，但党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较为突出。工作中的困难导引哲学学习的特点没有消失，但更显示为学习哲学、学习理论本身成为第一需要，哲学理论引导对工作和生活的驾驭。在行文上，也是理论引述在前，具体分析在后的写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哲学相对于表现在指导具体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技巧，更表现为在思想层面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体现在如下提法上：车靠人来管，人靠毛泽东思想来管；贫下中农，把阶级斗争作为学哲学的主课；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人的思想的革命化；抓活思想，用思想统帅一切；斗私批修，革别人的命，也革自己的命，工农兵参与学术批判，等等。在阅读对象上，则集中化为毛泽东的著作，又特别是《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介绍一个合作社》、“老三篇”等。 所有这些特点，反映的是同时代的具体脉动。毛泽东在1963年做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⑦的指示，是整个这一时期“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指南。1964年对杨献珍“合二为一”哲学的批判，对“一分为二”的阐发，对“活哲学”的强调，这些在哲学专业领域本身的现象也助推了当时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在这一时期，“工农兵学哲学”的提法更多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所取代。 以上，是就这场运动内部的具体脉络所做的论述。概括出两个高峰，不是要说运动在后期偏离初衷，而是要强调一个逐步深化的逻辑，那就是工农兵群众作为新世界的主人这一特点更为鲜明的逻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从第一个高峰到第二个高峰的发展，最根本的不是彰显了“哲学”的地位，而是彰显了工农兵群众的地位，是工农兵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这一特质的出场，它标志着“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⑧。工农兵群众不仅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掌握与使用理论，而且可以参与学术批判，进而改造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划时代的大事”。这一逻辑的最高峰，就是后来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等等提法。 从表面上看，认为普通民众和“道”、哲学的关系并非是前者对于后者“日用而不知”，普通民众也能掌握哲学、掌握“道”，这并非20世纪50年代的独创。明代后期的哲学家王艮发展了其师王阳明“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⑨的观点，认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百姓日用条理处，便是圣人之条理处”。⑩针对王阳明“致良知”的观点，他颠倒为“良知致”，以强调普通民众具有自明之“良知”的能力。从这里，他甚至提出了“天民”即下等人因为具备“良知”从而应该并且能够反抗所谓“命运”，即“造命”11的课题。王艮之后形成的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出身社会下层，他们通过讲学、议论公事的方式传播了王艮的上述思想，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实学思潮。12王阳明曾和他的弟子们讨论过“满街都是圣人”13的命题，应该说，在王艮哲学的扩展中，我们更能真正理解这个命题，并将这个命题和毛泽东的“六亿神州皆舜尧”14关联在一起。但是，不仅王阳明，而且王艮的“良知”终究还是一个先验的概念，它并不包含任何改造、提升的要求，在逻辑上仍然是属于孟子“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形而上学构造。“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则是强调普通民众改造和提升的必要与可能，在政治上是指向新人与新世界的创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