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先秦人性论史上，众所周知孟子倡性善、荀子言性恶，本文则以性真为主题①，论述庄子学派的人性之真与美。 孟、庄同时代，身处战国中期，是为儒、道思想发展的高峰期。徐复观的《先秦人性论史》便以孔孟与老庄并重而进行论述，他说：“古代整个文化的开创、人性论的开创，以孔孟老庄为中心；似乎到了孟庄的时代，达到了顶点。”（徐复观，第46页）此言甚是。然而，通览当代学者有关先秦人性论课题的讨论，几乎多集中在孟子的观点上，连在当时以及汉代影响较大的荀子都被边缘化，至于庄子有关人性论的观点则更罕见学者论及②。这是促使我撰写庄子人性论的主要动机。 人性论在内容上，有心、性、情、欲等主要议题。有关“心”的议题，我已发表专文（陈鼓应，2009年a），接着拟分篇论述庄子有关“性”、“情”议题的文章。 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庄子“性情不离”的重要命题，这一观点与宋儒程朱学派之扬性抑情而导致情性割裂的偏颇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程朱理学在理气二元的理论架构下，还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遂产生“尊性黜情”的严重后果。反观王安石的“性情一体”说，与庄子主张“情性不离”（《庄子•马蹄》。下引《庄子》仅注篇名）正遥相呼应，这引起我对王安石人性论的极大关注。王安石批评孟、荀性善、性恶之说而提出性情一体说：“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是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性情》）王安石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指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他说：“性生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原性》）苏东坡也说：“情者，性之动也……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东坡易传》卷一） 有关中国心性论的讨论，在哲学史家与正统学者的影响下，习以为常地将程朱独断论的道德形上学高拔，并将孟子泛价值主义的思维扩大化，形成单一化的人性论史观，③ 以至于《庄子》“性情不离”与王安石“性情一体”的学说长期被掩没。这是我撰写庄子人性论的另一个主要动机。 宏观地审视中国人性论史，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此处仅举两例为说： 其一，哲学史上自告子、庄子至北宋王安石、苏轼，以至明末清初王夫之、戴震，皆属广义自然人性论者。在人性论的课题上，北宋时代是继先秦开创期之后的另一个高峰，而北宋诸子中王安石与苏轼对孟子人性说都有精辟的评论④，他们的自然人性观和二程“存天理，灭人欲”以及情性割裂的论点迥然不同。程朱学派“理”“欲”观的弊害，到明末清初时引发诸多论者的批评与反省。如王船山提出“理欲合性”说，强调“理欲皆自然”（《张子正蒙注》卷三）；戴震喊出“以理杀人”呼声的同时，并提出“理者存乎欲”（《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以纠正程、朱理欲观的缺失。（参见蔡家和，第187－207页）综览宋明诸哲，自王安石、苏东坡至王船山、戴震，有关心性议题的论述都属于广义自然人性论，在学谱上可谓接续先秦自然人性论的思想脉络而发展。 其二，自然人性论为先秦心性论与情性论之主轴。从现存文献上明确地显示出先秦自然人性论的一条主线：自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经告子“生之谓性也”（《孟子•告子上》），到庄子“性者，生之质”（《庚桑楚》）及荀子“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这一系列自然人性论的主张，成为先秦人性论的主轴。而新近公布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突出人性论中“情”的主题，上博《恒先》则论及人性论中“欲”的议题，更加强了自然人性论在先秦人性论中的主体地位。⑤ 在周代人文思潮的激荡下，到了孟、庄时代，人性论已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透过孟、庄的对比，《庄子》人性论有着两大特色：其一，由人性的本原特质来说，孟子的性善与庄子的性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向；其二，由人性背后的形上学根据而言，庄子的人性论系统地由形上道德论引伸出来，而孟子的学说则尚未建立明确的形上理据。 二、以道德论为根基的性命说
人性起源及其本性为何的论题，在春秋末的老、孔时代并未被显题化，仅呈现出隐含性的思想观念；心性问题被显题化而成为显明性的概念，要到战国中期的告子及孟、庄诸子。 告子可以说是中国人性论的开创者，他对人的本性以及人性起源提出了系统性的论述，而且在心性修养功夫上也有特出成就，连孟子都承认“告子，先我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在思想史上，告子最早为人性下界说，他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告子不同意将社会伦理价值判断黏附在人的本性上，他说：“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桊。”（同上）其后庄子学派承继告子“生之谓性”而提出“性者生之质”（《庚桑楚》）。告子和庄子对人性本质的看法，都属于自然人性论的主张。以下专就《庄子》两处对人性的界说进行解析： （一）“性者，生之质”——人性中之共性界说 战国中期以后，儒家以社会积习的善、恶价值判断附着在人性论上的观点，引起所谓性善与性恶的争论。道家庄子与儒家孟、荀相比，在人性上的最大不同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人类受命成性之初的真朴状态为人的本性实情；二是以人性论为人生论的基础，而人性论的建立有待于哲学形而上学以为其根据。庄子学派人性论中的性命说，乃由其道德论引伸出来。（参见萧汉明，第87－91页）孟子有关人性的议论，尚未明确地建立起哲学形上学为其理论根据，这是孟学和庄学在人性论上最大的不同处；而儒家的心性论，要到一千多年后的宋代儒学，才从先秦道家移植本体论为其理论之最后保证。 早于孟、庄的告子，肯定人有共性，并认为人性是生而具有的本能。庄子学派则对人性作哲学性的解说，提出人性为生命本质的界说。《庄子》在为人的本性下界说时，都会在它的道德论的语境意义下提出。让我们先看《庚桑楚》的论述： 蹍市入之足，则辞以放骜，兄则以妪，大亲则已矣。故曰，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 上文所引，首先列举人类最高的道德行为——“至礼”、“至义”、“至知”、“至仁”、“至信”，都是人的真性之流露，乃是道在人性上的自然体现。（参见姚汉荣等，第629页）其次，指出人群之过度物化导致心性搅扰不安，若要消解意志的悖乱、打开心灵的束缚、去除德性的牵累、打通与大道之间的阻塞，则必须从心性修养上下工夫，因而提出静、正、虚、明等修养工夫。最后，提出有关人性界说的语境意义，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由道德观引申出人性说；其二，“性者生之质也”的哲学命题与告子“生之谓性”说为同一思想脉络的发展，两者都主张善恶的道德观念并非人性自然之质，乃是在后天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而庄子学派更在告子以人的生理与心理本能言“性”的基础上，将人性议题提升到生命本质的哲学层次，并将人性论放置在形上学的根基上进行讨论。这在《天地》“泰初有无”一段讨论性命之根源于道德论的论述中，尤为显明。 （二）“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人性中之殊性界说 《天地》篇“泰初有无”一段，表面上看似在诠释《老子》第四十章、四十二章的“道生万物”说，但主旨则是由道德论引申出性命观，从而为人性的本源、本体寻找到形上学存在的根据。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闲，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通乎大顺。 此章认为万物演化的过程是由无到有，而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运转过程，这过程经历着德、命、形、性几个阶段。兹依文序将道的创生历程中的几个重要概念解说如下：（1）宇宙始源“无”只是浑然一体，无形无状（“有一而未形”）。“泰初有无”的“无”，乃是喻指道之无意志性、无目的性、无规定性；所谓“一”则意指道的整全性以及万物的一体性。（2）万物得道而产生，称为“德”（“物得以生，谓之德”）。稷下黄老道家进一步阐释“德”乃道的体现，万物藉它得以生生不息地运行着（《管子•心术上》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庄子在《大宗师》中直接称道为“生生者”。（3）在道的创生历程中，由浑一状态开始分化，“德”虽然和“道”一样未成形体，但已开始有阴阳的区分（“未形者有分”），保持着流行无间的状态，而且有机地连系着，这叫做“命”。（4）道是不断地变动、分化而生物的，物形成了各自的生理结构（“物成生理”），这叫做“形”。（5）形体中寄寓着精神，各物具有自身的存在样态，这叫做“性”（“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 以上《庄子》有关道德与性命等诸多概念的论述，乃是在《老子》道德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万物生存的内在根据和万物千差万别的成因。这一思维方式是哲学史上跨时代的里程碑，也是哲学史上的一大跃进，为日后宋明儒学寻找形上道德根源所吸纳。 三、由“道之真”及“法天贵真”论人性之真 《庄子》的性真说与《老子》一脉相承，在文献上可得到充分的印证。《老子》言“真”仅有三处，从道体之真（第二十一章）、本性之真（第四十一章）到行为修养之真（第五十四章）。《庄子》言“真”多达四十五见，与人的本性有关者，可分为这样几个不同的层次，即从道体之真（“道之真”）到本性之真；再从德行修养之真（如“缘而葆真”）到审美心境之真（“采真之游”）。下面从“道之真”及“法天贵真”以论人性之真为说，依次阐述如下： （一）“道之真”——作为人的本性之真的存在根据 1.“道之真以治身”——道的精华用以修心养性 如前所论，庄子人性论乃放置在形上道论的根基上进行论述，如人性尚真说正是如此。庄子学派将人性之真和“道之真”作了紧密的联系。《让王》篇中庄子学派提出一句醒目又发人深省的话：“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作者目睹上流社会群起“危身弃生以殉物”有感而发，用“隋珠弹雀”的典故譬喻生命比外物更为重要，强调生命重于一切。 从道的立场强调生命重于一切，是先秦道家各派的基本观点。从《老子》开始就强调道德的创生和畜养功能（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列子》论及道的作用时说：“不生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