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关键词】儒学；现代性；儒学原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儒学现代化 有一种普遍的流俗观念：儒学是一种“传统”，即是一种可以被现代人抛弃或保守的东西；换言之，儒学是一种古代的、前现代的东西。人们谈到“儒学”时，往往作如是观，而不论他们所持的是否定、还是肯定儒学的立场。唯其如此，才有诸如“儒学与现代性”这样的话题，人们热衷于争论儒学与现代性之间是否可以融通的问题，似乎“儒学”与“现代性”素无瓜葛。这种“常识”实在令人诧异：人们对“现代儒学”早已客观存在的事实竟然视而不见。而更令人惊诧的是：人们却又在那里研究“现代新儒学”之类的现代儒学。这种吊诡现象，其来有自，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并未明白究竟何为儒学，儒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基本原理已被长久地遮蔽了。为此，本文改变发问方式，即不再问“儒学与现代性”这样的“伪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儒学的现代性”，并由此发问：儒学现代性的学理依据是什么？其现实依据又是什么？其所展现的历史样态如何？ 一、儒学现代化的历史与现状 儒学的现代性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换言之，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早已启动了。让我们先从一个逻辑分析入手，它将我们带向事实。这个逻辑就是：假如儒学本质上只是前现代的东西，那就不会有现代性的儒学形态的存在；然而下述事实告诉我们，确确实实存在着现代性的儒学、或儒学的现代形态，这就表明了儒学确实具有现代性。为此，我们首先讨论儒学现代化史，因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历史进程乃是现代性（modernity）的历时显现，儒学的现代性就展现在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我们讨论几种最典型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一）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 谈到现代性的儒学、或现代儒学，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学”无疑是一种典型。作为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典型形态，现代新儒学内部尽管存在着若干差异，却有一个突出的共性，那就是儒学的哲学化，谓之“儒家哲学”。[①] 这种理论形态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②]，而确实是儒学本身的一种现代形态，亦即现代的“中国哲学”。按有的学者的说法，标准的现代“中国哲学”其实就是“清华传统”的两系，即冯友兰一系和金岳霖一系；[③] 那么，冯友兰的“新理学”尽管汲取了西方新实在论（neo-realism）[④]，却是“接着讲”的程朱理学；[⑤] 金岳霖的“道论”尽管汲取了西方逻辑学的方法，但其所论也是中国学术的本体之“道”。[⑥] 其实，其他的现代新儒学也是标准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其中最大的一系即“熊-牟”一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尽管汲取了佛学唯识论和叔本华意志论（voluntarism）[⑦]，然而“毕竟归本《大易》”[⑧]；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尽管汲取了康德哲学，但其实也是“接着讲”的儒家心学。总之，它们都是儒学自身的理论形态。假如以为一旦汲取了外来因素就不再是儒学了，那么，宋明儒学也就不是儒学了，因为它也汲取了外来因素，亦即佛学；但人们都承认宋明儒学乃是货真价实的儒学，可见“汉话胡说”之类的逻辑不能成立。 既是哲学，则必定采取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共同的基本架构，即“形上-形下”模式，亦即用唯一绝对的“形而上者”来阐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者”何以可能。这就是说，哲学既有形而上学的层级，也有形而下学（post-metaphysics）的层级。[⑨] 因此，我们可以由此来分析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 1、现代新儒家形下学的现代化 形而下学通常包括两大领域：广义知识论，处理自然界的基本问题，[⑩] 为科学奠基，略对应于中国古代所谓“物理”；广义伦理学，处理社会界的基本问题，为政治哲学奠基，略对应于中国古代所谓“人伦”。 就这两大领域而论，现代新儒学具有明确的现代性，那就是旗帜鲜明地诉诸“民主与科学”。按照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和徐复观《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说法：尽管“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但“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古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11] 因此，现代新儒学的基本诉求就是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亦即从儒家的心性之学开出现代的民主与科学，即牟宗三所说的从“道统”开出“政统”与“学统”[12]。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新儒家的现代政治哲学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是今天所谓“大陆新儒家”未能企及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公认的中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不仅译介了大量宪制文献，还亲自拟定了几部影响深远的宪法草案；尤其是他所设计的“四六宪法”，被公认为中国制宪的一个典范。他那里所存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形下学未能足够充分地与其形上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其形上学“新宋学”也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版本。[13] 2、现代新儒家形上学的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的形下学，有其形上学的基础，这就是所谓“开出”的涵义，即哲学上所说的“奠基”（foundation-laying）[14]，由此才能形成“形上-形下”的哲学系统架构。学界经常有人批评现代新儒学“内圣开不出新外王”[15]，其理据之一是：前现代的形上学怎么可能开出现代性的形下学？两者根本不能接榫。这是误读了现代新儒学的形上学，以为那只是前现代的、“传统”的心性之学。其实，现代新儒学的心性之学，绝非古代传统的心性论，而是一种现代化的形上学，即已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例如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本体界的存有论通过“智的直觉”证成“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现象界的存有论通过“良知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进而开出“政统”（民主）与“学统”（科学），这哪里是古代儒家的心性论？它其实基于康德的基本观念架构“现象与物自身”[16]，而康德哲学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至于现代新儒学究竟为什么“内圣开不出新外王”，那是下文将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 （二）帝国时代后期的儒学现代化 其实，儒学的现代化并非到了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那里才突然出现，这个历史进程早在中华帝国的后期便已发轫了。从秦朝到清朝的中华帝国时代，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转折点是在唐宋之际：自秦汉至隋唐是中华帝国的上升时期（至“盛唐气象”而达到颠峰），儒学的主流是帝国儒学的缔造与完善，其经典标志是《五经正义》[17]；自宋朝至清朝是中华帝国的下降时期（尽管其间也有“中兴”），儒学的时代性质与倾向发生了分化，其经典标志是从“五经”体系（及“十三经”体系）转换为“四书”体系。[18] 现有的“中国哲学史”、“儒学史”之类研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儒学的历史往往被叙述为一种脱离生活的纯粹概念游戏，而无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遮蔽了生活方式的演变与转换在观念中的反映。有鉴于此，我们才提出了“重写儒学史”的问题。[19] 例如既有的所谓“宋明理学”研究，我们几乎看不到渊源于市民生活方式的现代性观念。然而事实正相反，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逻辑：人们的生活方式必定会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观念中反映出来；宋明以来，工商经济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市民生活方式的发展，必定在儒学的观念上有所反映。这正如标志着西方观念现代化转型的“文艺复兴”，乃发生于中世纪的后期。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所谓“内生现代性”（inherent modernity），即：现代性并非近代才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性现象；西方现代化模式所能影响于中国的，只是现代化模式的细节，而非其基本的历史走向。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下述儒学现象： 帝国后期的儒学，大致分化为两种趋向：一种是“守成”的儒学，即帝国儒学的进一步精致化，其典型是宋代的“理学”，其根本特征是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而其所谓“天理”“道心”实质上是帝国伦理政治规范的形上学化，戴震斥之为“以理杀人”[20]；另一种则是“开新”的儒学，即儒学的现代转换，其典型是明代“心学”当中的一些思潮，其根本特征是以心为本、以人心为天理，个体及其本真生活情感得以彰显。 当然，心学的情况颇为复杂，并非铁板一块。就王阳明本人而论，其形下层级的伦理政治哲学，仍然在致力于维护帝国时代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然而其形上层级的以心本体取代性本体（由个体之心来体证天理），确实开启了儒学走向现代性的可能，所以才会出现王门后学中的儒学现代化倾向。这里最典型的莫过于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其思想观念颇具现代性。王艮作《明哲保身论》，倡言“爱身如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1] 而其所谓“身”即个体自我，乃是家、国、天下的根本价值尺度：“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22] 这显然与前现代的家族主义、君主主义价值观大相径庭、乃至背道而驰。这种心学传统不仅开辟了儒家形下学的现代性道路，例如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23] 而且开辟了儒家形上学的现代性道路，例如王船山对儒家传统的先验人性论的批判[24]、戴震的直接视人情、人欲为天理的思想[25]，如此等等。 （三）21世纪大陆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