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一文中，葛兆光教授所做的，其政治立场性批评远大过学术思想性批评。这虽然与该文以评判“政治诉求”之立意有关，也与大陆新儒学学术格调较为欠缺有关，但以葛教授的学术背景而言，仍使人颇觉奇怪，不能不寻思其中别有意味。 对大陆新儒学的学术格调，葛教授多处流露不屑。比如，他说：“作为一个历史与文献研究者，我不想一一挑剔这些‘有志图王者’历史论述和文献诠释中的错误，尽管这些错误既明显且荒谬。”本来做这种指谬，正是一个“历史与文献研究者”之所擅长，也是他的本分所在，是他维护“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工作严谨性的职责所在。如果他的批评真从这方面开展，哪怕他把他的批评对象批判得体无完肤，相信大陆新儒学也无可辩白，只得自惭学力不济，反而不得不承认葛教授批评工作之建设性的，然而葛教授却放下他这份本分承担而别作他图。既不想“一一挑剔”，便不当多说此一句“既明显且荒谬”的话，以损其长厚之风的，葛教授却又不然。 葛教授对他的用意有进一步的说明：“我愿意同情地了解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因此，我并不想过于学究气地从历史与文献这方面攻错。我倒是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他们在谈论古代儒家传统和现代政治设想的时候，不时显露的用世之心，那种毫不掩饰的急迫和焦虑，似乎充满了字里行间。”葛教授这种“愿意同情地了解”之用心，其真诚性或许不容怀疑，乃至可以相信，他不惜放下自己本来既擅长又应当看重的“历史与文献方面的攻错”，就是为了体现这种真诚性而付出的牺牲；但是，这段话也未必不流露出，葛教授有他自己的“急迫和焦虑”，不是那种“毫不掩饰的”，然而相信葛教授自求其隐微，对此也一定不是不能自觉的。葛教授所流露的，正是他自己有一份表达“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的冲动，当他为这种冲动所驱使，去从事一种哪怕是对于“政治诉求”方面的批评工作时，就使得其“同情”既无法“同情”、其“了解”也无法“了解”，一种“同情之了解”的自我期许就只能停留于口头上了。 葛教授用心方面每失所准衡，陷于某种不能持中平允、态度方法方面不对称不均等的状况之中。举其两例： 例一，针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大陆新儒学每欲指出其西方历史文化乃至宗教的成色而予以批判、拒斥，葛教授则惟乐以“现代普世价值”相承；但是当说到儒家仁义礼乐、王道理想的时候，葛教授却往往惟以举证“历史事实”的手段，将此尽归于儒者之矫妄与虚构，此等不但不是“现代普世”的，甚至连“价值”的地位也不具有。葛教授惯于说“在历史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他们应当看看历史”如何如何，在他那里，儒家成了“古代儒家”，儒家经典成了“古代经典”。葛教授何不自思，为什么在你那里，中国只有“历史”，而西方却满满的都是“价值”？你批评大陆新儒学不把所谓“普世价值”当“普世的”而且“价值”，而你，只不过把你认为大陆新儒学对着“西方价值”所做的事情，转过手来在真正的中国价值身上从头做了一遍而已。 例二，针对大陆新儒学以为承认“普世价值”本质上就是“自我夷狄化”的观点，葛教授说：“‘夷狄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因为它把分歧不仅看作是价值观的差异，而且提升到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甚至变成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绝对对立。”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诚然，夷狄化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但是，如果将此不适当地纳入其他话语系统中，意味就会转变。比如，将此纳入种族论视野中，那就严重到种族歧视的程度，葛教授在这里就有意无意地做了这种转义；将此纳入现代论视野中，那就可能成为某种“既明显且荒谬”的荒唐之论；但也未必没有某种视野之下，夷狄化直是一种“戏说”，则一点儿严重性都不剩下。然则儒家本身话语，难道没有一种正当性之边界，使得任何非法的理解，都类同于“戏说”，都在摒除之列吗？葛教授出于平生从事“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工作所积累的功力，到这里真应该表现出更多审慎与尊重。但不管怎么说，夷狄化确实是儒家的一种严重指控；那么，反过来要问的是，当葛教授以“专制主义”定位大陆新儒学的时候，“专制主义”在葛教授的话语系统中，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还是十分轻忽的指控呢？当葛教授觉得，是他所要指斥的对象已然严重到不用“专制主义”这样严重的指控则不足以对应之，这时候，他实可以相应生一分理解，原来有一种对儒者而言极端严重的情形业已发生，则虽夷狄化之指控极为严重，但已到了无可避忌的时候，不然，儒者亦何乐于动辄以夷狄化谮人哉！ 本来像葛教授这样注重思想学术严格性、敏于辨析的学者，对诸如此类自家用心失衡处，都不难自我侦知而得以随时发为自我修正之力的，竟不见有任何相应之表现。葛文甫一发表，引来一片喧腾和对于大陆新儒学的围殴态势，牵连至于儒家本身，这种效应，亦当是葛教授为文之初可以料见，却无所顾惜、不为苟避，可见真实用心。“普世价值”之拥趸，和知识理性、衣冠斯文的依托主张者，与世道间一股西化浊流相倚成势，亦久矣已成人情常态；但当其所对立之面向上稍发噪音，或亦逗引得一二群众跳踉不已、与鼓与呼，此必以为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沆瀣，倘不以诸如“五毛”、“吃冷猪头肉”詈之，已经要自叹其客气、自服其修养了！此适为彼等论者心地欹侧偏失之又一征象。 循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夷狄化含义亦不难乎理解，其实葛教授话里也已说到，第一是“价值观的差异”，第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但是，到此为止，没有什么“甚至”！“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绝对对立”，这是葛教授义外添义，并不属于儒家。不是所有“价值观差异”都可以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强度，但是，有价值观导向文明、有价值观导向野蛮，关乎文明与否的价值观差异，或曰，价值文明与否的差异，就直接生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所以，“价值观差异”的极致化表现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其实质就是“价值观差异”到不可调和而根本抵触对立，这说的也并非是两种东西。说到底，文明，就是要过人的生活；野蛮，就是不要过人的生活。夷夏之辨最高的表义即在于文明与野蛮之辨，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人类间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 但是，夷狄化或“自我夷狄化”语意上实有内在化、外在化两种指向： 假如为了接受自由、民主、平等等等，而将我们祖先所有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设定都看做“非自由”、“非民主”、“非平等”的，接受自由、民主等的理由当然可能是为了过一种“文明”的生活，然而为此却将我们自身既往的生活及其内生本具之价值都看做“不文明”亦即“野蛮”的，儒者必以“自我夷狄化”斥之。这是“自我夷狄化”的内在语意向度，是要首先说出的一个向度。自我夷狄化就是为了过一种貌似“文明”的生活，而发一种自轻自贱、自污自渎，延而至于将本身文明所具之一切文明品格概以卑下化、虚无化视之，倒文明为野蛮的这种奴性的、失却人之自尊的精神表现。此必儒者绝不容忍、深所唾弃者，不仅因为这一派“自我野蛮化”的景象意味着叛卖、其中掩埋着被深深辜负的圣贤，也是因为此实一条自绝于文明之路，由“自我野蛮化”而欲趋向任何文明皆绝无可能。 其次才说到外在的，亦即对某种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论之以究系文明的或是野蛮的，亦即到底属夏属夷之评价向度的问题。葛教授颇觉奇怪地说：“批评‘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与人权统统弃之如敝屣，并送还给‘西方’的论调，在中国大陆一直不罕见，不过，把这种思路引上‘华夷’之辨，大陆新儒家倒是独一份。”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地方啊，因为夷夏之辨，是惟儒家所禀有的精神资源和文明自觉！向以人类学、“思想史”、“小传统”之眼光待之，诚不能对此有所心会。对于“为什么新儒家的思想会从中外一家，变成严分华夷”的问题，葛教授亦表示不能理解。他不知道，中外一家从来不能离了严分华夷讲，由夷夏之辨，到以夏变夷，然后才有中外一家；不然，难道中外一家讲的竟然是夷夏一家、文明与野蛮一家、人与非人一家吗？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隔膜深重，葛教授全力抗拒之余，一不留神，也犯了个“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的错误。他说：“为什么赞同‘普世价值’就是‘夷狄化’？难道说，仅仅是因为现在的‘普世价值’来自西方？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观念。”“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两语旨意相反，不构成“即所谓”关系。但我相信葛教授学养精深，此惟千虑一失而已，不必吹求。借此两语言之，“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支持起来中外一家的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支持起来夷夏之辨的观念。知其心异，则不轻与之；知其性同，则不显绝之。惟如此，方不至于一说天下一家就落入空泛矫情，一说严辨夷夏就沦为自锢锢人的地步。 当然，葛教授说“新儒家的思想从中外一家变成严分华夷”这句话，并不是说大陆新儒学自身已然经历这种曲折变化两阶段，这里的“新儒家的思想”，是包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学而言的，他恰恰以港台新儒家当中外一家、以大陆新儒学当严分华夷。看看葛教授是怎么说港台新儒家的：“尽管担心中国文化精神的衰落和飘零，但是仍然要尊重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或者国际秩序，尽管这些强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普世价值确实最先倡自近代西方，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确实最早奠定于近代欧洲，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接受这些‘好东西’。”请注意“尽管担心”那句话，它的意思是说，我宁可让中国文化精神死了，也要表达对“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的尊重，因为那是些“好东西”。不消说，这个可以任其死了的东西，一定不是“好东西”，至少不那么好；如果有人竟然要把它说成“更好”，乃至指出它竟是决定我们如何能够识别任何一种“好东西”之为“好东西”、决定我们如何能够去接受任何“好东西”的基源性之物，那简直令人惊诧莫名，要啧啧感叹于“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这种观念”了！ 葛教授用与夷夏之辨决裂对峙的中外一家观、用宁可死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心态去说港台新儒家，是否准确我不敢断定，此虽不能起牟宗三先生于地下，犹可以询诸李明辉先生以问其首肯与否。但我以为，对全体儒家，也包括对大陆新儒学学者而言，葛教授在这里简直提供了一种片面抱持中外一家观的最坏例证，是哪怕用最激烈的矫枉过正也一定要痛加反对、遏止的情形。我们是哪怕因为对这个“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的不尊重而百死，也要守护得中国文化精神使其不死的！因为这中间有一种深沉的文明在我的自信在，而一丝不为任何文化自卑心理所扰乱。 儒家天下一家、夷夏之辨两边要合着讲，单讲任何一边都有病；但两下里义理之关系，实可以做出清楚厘分。以为单取天下一家，竟可以引向对“普世价值”之认同、证成其立场，恐亦是一厢情愿的发挥和误读。港台新儒家因为被葛教授说成中外一家，是不是就被他打了高分、从他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认同感，不知道；但现在想来，葛教授说“让人很难相信”那句话，并非是不信有人仍持“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观，仅是指有人竟然仍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而已。“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这种观念”，一旦有人出乎葛教授的“相信”之外，居然真的抱持这种观念，葛教授会怎么办，葛教授没说，我也不好瞎猜，大概这种人出来，是最令如葛教授者挠头的事情了。 葛教授这个表达的对应式表达，是“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不肯抱持那种观念”。这个不用猜，这属于“文献诠释”，可以很牢靠地解读出来。“那种观念”，指的就是“普世价值”。说到“普世价值”，这是葛教授最敏感、最在意，也是他对大陆新儒学最为愤愤不平的所在，因为这正是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之所在。所以他会质疑大陆新儒学：“如果按照他们设想的‘风俗与礼乐’建立起来的社会，还会容忍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现代价值吗？”他会以“容忍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现代价值”为一种思想学术工作、社会生活追求的前提，而且不知如何会错了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