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一般只以公认哲学家的相关资料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哲理诗研究，一般只以找出诗人思想的哲学根据，证明他受某种哲学影响为限度。这在通常情况下无疑具有合理性，因为诗人并非哲学家而其思想必然受一定哲学影响，因而所谓哲理诗只可能是既定哲学观念的演绎。但是，这种思维定势也很可能在研究者并不自觉的情况下，引出限制古代哲学研究视域，削弱古代哲理诗研究深度和力度，埋没具有创造性哲学思想的诗人哲学家，忽略深入开掘本土哲学和文学资源等后果。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如《老子》、《庄子》和《易传》等都采用了诗歌或诗化表述形式；不少哲学家的著作也是只言片语式的语录体；西方一些著名抒情诗人如德国的荷尔德林、诺里瓦斯等的诗作已被尊为“诗人哲学家”的作品，而上述著作中的哲学思想都是后人筛选、整理、阐释的产物，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中国古代某些诗人的哲理诗，忽视中国古代诗人哲学家的存在。 笔者在阅读清朝乾隆年间著名诗人黄仲则（名景仁，1749—1783）《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引黄诗和相关诗人的诗均出自该书，不再加注，只随文标出页码）时发现，他的不少哲理诗包含了向传统哲学挑战的内容，表达了富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是一位值得重视的“诗人哲学家”。他批判形而上学独断，怀疑建构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儒道释三家哲学的权威性。在一空依傍的情况下，从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体悟出了不同于传统、自具特色的人生哲理：一方面，他惊悸于造物对万物和人类的拨弄，敏感到了自我虚无化的痛苦，深感造物、命运与自我的对立构成了人生基本矛盾，让自我“存在”还是让自我“虚无”是人面临的抉择，并认为这种人生困境决定了人生基本情绪应该是“哀”而不是“乐”。但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人具有不可压抑的独立自主、超越束缚、向往自由的特性，要求人在不蹈虚、不媚俗的原则下执着于切实、切己的“自爱”，为实现“自爱”进行人生“投险”，以展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系列思想，既强调了人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引出的生存困境，又突出了“自我”超越困境的意志和在世生存的悲壮，朴素直观但也初具规模地建构了以维护自我尊严、人生价值和意义为核心，以悲壮主义为基调的哲学的人学，促进了古代哲学向近现代哲学的转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影响。 下面，我们将分节叙述他的哲学思想。 一、“太古此宇宙，精理谁能言”：批判形而上学独断 他在《咏怀》十首之三中说： 举头见浮云，入山知其根。接耳听流水，到海知其源。太古此宇宙，精理谁能言？ 澄观得无尽，荒渺匪我存。雠性穷诞迹，驱龄索奥诠。讵曰积忧患，不可得永年？（第458页） 古人称深山云起处为“云根”，也将江河源头聚水之处称为“海”。雠，本义为应答，此作顺应解。诞，大也。这首诗是说，云出于山，水源于海，是可以认识的，但荒渺无尽的宇宙“精理”谁也不能认识。不过，诗人愿意依顺自己的本性，付出岁月的代价，去探索它的奥秘，尽管这只能使人积聚“忧患”。然而，他乐观地相信，“忧患”不会折损人的寿命。 对世界总体的终极原理、绝对本性作出判断，被现代经验派哲学家称为形而上学独断；以这种独断为依据建构的哲学，属于形而上学。黄仲则这首诗证明他已朦胧意识到：形而下的、可经验的事实是可知的，形而上的宇宙终极原理是不可知的。但是，这种“不可知”既不能阻止人天生的形而上追求，又不会因带来“忧患”而影响人健康地生活。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是以人能够认识“天”之“性”（如孟子）、天之“理”（如朱熹）作为认识论和伦理学基础的。它认为“天性”、“天理”的本质是“善”、“仁义礼智”。这是它提出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根据，也是它要求人们恪守这些规范，让人之“性”“理”符合天之“性”“理”最具权威性的理由。道家虽然意识到人认识能力的局限（如庄子），但认为“真人有真知”，其哲学也以人能够认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为根据，同样要求人之道符合天之道。释家虽然认为一般人偏执的认识方式是人之所以“无明”的根源，但承认成佛之人有“无上正觉”、“佛智”，能认识宇宙万有无自性、虚幻不实的本质，还能把握万有“实相”亦即万有“本体”（如大乘佛教），而对万有本质的认识和对“实相”的把握又是它指斥世人“无明”，要求世人追求涅槃解脱最强有力的根据。黄仲则提出“太古此宇宙，精理谁能言”的观点，无疑批判了儒道释三家哲学的形而上学独断，表达了对三家哲学权威性的怀疑。他的不少诗，就以三家哲学为讽刺对象。比如《即事》一诗，描写某年南北气候异常，引起不少灾变。但诗人故意不合常情地为“造物”的“仁”心、“变化”“错综”的“天理”辩护，告诫人们不仅不应责怪造物，反而要感谢它给人带来的好处，领会它用灾变锻炼人体魄的意旨，仿佛造物越是造罪，人们越应感恩不尽，显然是对儒家“天性”“天理”说的反讽（第342页）；《对酒歌》之二将道家尊崇的西王母刻画成戴着美丽的“花胜”在岩穴中独处、决无“异乐”可求的形象，是对道家宣扬的“仙境”的揶揄（第94页）；《题上方寺》写道：“试问安禅者，能忘人世情？”（第52页）又批判了释家出世哲学的虚幻。而黄仲则自己，既不盲从儒学，又常说“平生学道无坚意”、“仙佛茫茫两未成”（第189、15页），捐弃了对儒道释三家哲学的信仰。由此可知，他所谓“雠性穷诞迹，驱龄索奥诠”指涉的是捐弃 三家、别出手眼地体悟宇宙人生。 于是，他的哲学思考就必然跳出形而上学框架，摆脱传统传统教条的羁绊，一空依傍，以真切的人生体验为基础，考察人生哲学问题。 二、“造物用深文，夜半多有力”：强调造物对人的拨弄 他在《咏怀》十首之九中又说： 显晦本殊轨，倚伏更不测。造物用深文，夜半多有力。各各为长谋，至爱不能惜。 黄河流上天，大星陨为石。俯仰孰所令，推迁此为极。籍非羡门子，何以炼精魄？（第487页） 显晦，本义喻仕宦与隐逸，见《晋书·隐逸传论》：“君子之行殊途，显晦之喻也。”这里泛指世人显隐尊卑贵贱贫富等不同命运。倚伏借指祸福。“造物用深文，夜半多有力”用《庄子·大宗师》典故：“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黄河流上天”，似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谓张骞出使西域至黄河源头乘槎访牛郎织女所居城市的传说。羡门子，古仙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注并《文选》中嵇康《养生论》李善注。这首诗是说，荣显与退隐，尊贵与卑贱，是不同人生处境，相倚相伏的福祸更不可预测。主宰人类命运的造物常依据奥秘的法则显示严峻的力量，摧毁人谋，夺人至爱，就像它主宰宇宙上下一切运动变化，制造出“黄河流上天，大星陨为石”这类颠倒天地上下，令人不可思议的景观一样。在这种随时都可能发生剧烈变化而又找不到变化终极根据的生存环境中，如果不是羡门子那样的仙人，谁也不能修炼出承受或超然于这种拨弄的精神和体魄。 这里，除再次肯定宇宙精理不可知外，还指出主宰社会人事如贵贱贫富变化的终极原理同样不可知，强调造物对人类命运的拨弄，展示了人类生存处境的险恶。黄仲则对此耿耿于怀。造物神秘有力，人生如凶吉未卜的藏壑之舟，是他脑海里经常浮现、令他惊怖不已的意象。《夜起》一诗所谓“入梦敢问舟在壑”（第145页），说明这一意象日夜追逐他的生命。《杂咏》二十首之第十首更表达了因这一意象的压迫而得出的极为悲观的结论： 人生处天地，纤尘栖弱草。风至草动摇，微驱不自保。万物谋所寄，时至安能巧？ 大壑藏舟移，过眼疾于鸟。何用心入事，兀兀抱枯槁。（第9页） 生命脆弱，人生短促，造物无情，人只能顺天委命，无心于用事，就是这首诗的主题。但是，“何用心人事”并非黄仲则人生哲学的最终结论。面对造物的拨弄，他有更深入的思考。 三、“伟哉造物焉用我,不幻烟云幻此身”:突出自我虚无化的痛苦 黄仲则认为造物拨弄人的实质是虚无化自我。他的《失题》一诗特别值得注意： 我家乃在东海东，蜃楼见惯心空空。十年吊影深山里，每顾山魈亦心喜。生耶灭耶 何足嗔，一颦一笑谁为真？伟哉造物焉用我，不幻烟云幻此身！（第209页） 山魈，动物名，弥猴的一种。中国古代又代称它为山萧、山臊等，是传说与人极为相似的山怪。《神异经·西荒经》所述甚详“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馀，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觅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虾蟹，名曰山臊……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而变化，然亦鬼魅之类。今所在山中多有之。”《广异记·斑子》称“其牝者好施脂粉”；《抱朴子·登涉》也说：“山精形如小儿，独足向后，夜喜犯人。名曰魈。”根据这些传说可以推测这首诗是想象的产物，具有象征意义。它描述诗人在山林中与山魈相遇的情景以及由此引起的感受，不过是为了表述黄仲则对造物拨弄人的实质的认识。这首诗是说，住在东海之滨，已见惯了蜃气化成的海市蜃楼那些虚假、幻化的事物，内心常因不能把握真实而感到空虚、苦恼。独自行走在深山里，每看到与人相似的山魈，不仅不感到奇怪，还因为它能慰人寂寞，自觉亲切可喜。但是，山魈的存在毕竟不同于生生灭灭的海市蜃楼的存在。面对海市蜃楼，人只感到物的不真实，外在世界的不真实；面对一颦一笑完全与人相似的山魈，人却不能不在与山魈难以分辨的尴尬中怀疑自身的真实性，无法回答谁真谁假、究竟人是山魈的幻化还是山魈是人的幻化以及“我是谁”这类问题，痛感自我已被虚无化了。原来“伟大”的造物根本用不着能意识到“自我”的人的存在，它不去幻化极易幻化的烟云，反而处心积虑地将山魈幻化为人，以假乱真，使人面对“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局面，感到自我也被幻化、虚无化的刺心痛苦，所以“伟哉造物焉用我，不幻烟云幻此身”！ 面对山魈幻化成的假人，敏感到自我虚无化的痛苦，说明黄仲则对“自我”有强烈意识。正是这种强烈意识使他进一步注意到自我虚无化的后果。他的《圈虎行》（第345页）就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关注这一问题的名篇。这首诗描写顺天委命、甘受命运拨弄的老虎在驯兽表演中的种种表现，令人触目惊心地看到老虎虚无化自我的惨状；它不再是虎虎生威的“林中之王”，而是驯虎人手中“毛卷耳戢气不扬”的玩物和工具。它严格地按照规定程序时而俯首贴耳，时而效人站立，驯服地配合驯虎人完成以手以头饲虎等节目，以虎须任人撩，虎口任人探的柔顺来反衬驯虎人的“英勇无畏”。即使绕栏迅跑，翻身跳跃，乘势踞地，抖开色彩斑斓的身躯婆娑起舞，仿佛享受了“自由”，亮出了“本色”，也不过“似张虎势实媚人”，包藏着“媚人”、“媚主”的“媚心”。它还挖空心思制造噱头，先是仰卧装死，待主人投之以肉便霍然跃起，以侮辱自我、扮演卑琐形象的方式博得观众的嬉笑和赏钱。主人得钱，它更恬不知耻地摇尾乞怜，完全遗忘了山林生活的自由，堕落到“不智不武”、被“旧山同伴”嗤笑、行藏不如鼠狗的境地！ 这意味着，就像人生如凶吉未卜的藏壑之舟是黄仲则脑海里常存的惊怖意象一样，维护“自我”尊严也是他心灵中永恒的绝对命令。他将“造物”与“我”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