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王阳明与他的时代”。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复兴论坛的朋友提出，对王阳明很感兴趣。大概二十年前，当时我还在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最先进入的便是明史，而最早关注的问题则是嘉靖朝的“大礼议”。大礼议是嘉靖朝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由藩王之子接续堂兄明武宗的大统，但即位不久就想要尊崇生父，因而引发政治与伦理上旷日持久的巨大争议。这就是大礼议和更定祀典。嘉靖前期的二十多年因此是明代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剧烈变化的时代。 我因为关注大礼议，首先注意到了王阳明。1997年，我在读硕士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就是和大礼议中的王阳明有关，文章主标题“谁与青天扫旧尘”，出自王阳明的一首诗，原话是“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在参与大礼议的人物中，有很多王守仁的门徒。后来写博士论文，也是以王学为中心。我从研究思想史，转向研究经学，如果从新儒学往上追溯，经过黄宗羲，也可以追溯到王阳明，当然具体的学术形态实际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今天有机缘到这里讲王阳明，也是感慨系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王阳明和古往今来许多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一样，同时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活着的时候，就有很多支持者，当然也有很多激烈否定他的人。他的弟子门徒，把他看成圣人或者圣徒，反对者就把他看成洪水猛兽。比如在最近六十年，对王阳明的评价，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把王阳明看成主观唯心主义的僧侣哲学。我们知道朱熹学说有一句话常被引用：“存天理，灭人欲。”很多人因此把程朱理学看成僧侣哲学，把它与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对应起来。其实细究起来，把“存天理灭人欲”看成禁欲思想，本身有很大问题。如果我们去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这是他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著作——里边所直接讲的那个观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这个人欲不是指人的所有欲望，或者正常的“食色性也”等基本欲望，甚至也不是指人对基本权利的诉求等欲望，而是超出正常欲望之外不合理的东西。但是这么多年，很多学者，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见，不少学者已经先我指出过了。 “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也是王阳明所支持的。许多人把王阳明看成主观唯心主义的、禁欲的僧侣哲学，说他的观点同样是为了加强对民众的精神奴役。王阳明是有事功的，他的事功也因此被看作是镇压农民起义。我八十年代上学的时候，教科书里还在把王阳明称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当然，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文革”过去，中国传统文化触底反弹，对传统的评价一直在发生变化。对王学的评价，也有所提高。一路提高到今天，目前在网络上，我看到最高的评价是把他称作“明代一哥”。这个说法是有点搞笑了，但是我不知道朱元璋如果泉下有灵，他听到了是不是会有点不高兴。当然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就是那些靠权力或者外在势力支撑起来的名望，总有跌落的时候。在明朝，至少在明朝的前期，朱元璋是一个笼罩性的人物。甚至在每一个时代，我们知道，那些开国的人，在一开始都好像是笼罩性的人物。但是时过境迁，过了若干年以后，这种笼罩性是会脱魅的。这是历史本身的一个吊诡，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历史人物有他的同类作为参照系。就像小时候受父母的笼罩，大了以后，父母的笼罩就会减弱。我们在一个时代里，受了某些权力的支配，特别是传统那些人身具有依附性的时代，这种支配就显得非常强烈；在这个支配之下的很多人，就会感觉到非常大的笼罩性，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真是伟大，因为你的个体就在受支配的进程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笼罩性没有那么强烈。这当然也与个体的自主性有关，自主性强的，被支配感会小一点。相反，另外一些具有持久精神魅力的人反而变得高大起来，甚至穿透历史。想当年，王国维年轻时也曾纠结于是做一个政治人物还是做一个学者，但今天当我们很多人连民国那些总统总理叫什么都说不清的时候，还知道有一个王国维。 回到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物，在历史上都难免被品评，但不是所有品评都算是历史研究，更难说是好的历史研究。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去高校的课堂，比如复旦、北大，或者其他高校的历史系，新生一上来要上史学导论。其中总会讲，什么研究是好的历史研究？老师们经常告诉学生，你要有问题意识，你要从历史中间发现问题，接着慢慢地进入历史情境，开始对历史发生一些体验。过去其实很多人也是这么读史的，比如苏轼，便主张带着一个问题读书，所谓“八面受敌”法。比如我读一个人的文集，先去了解他对军事的看法，如此读一遍；第二次了解他对政治的看法，以此类推——如此就可以归纳出某位学者的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理念，诸如此类，这样就可以写文章了。我们今天做学术研究，用的还是这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是古代人考科举、写策论的方法。所以差不多一百年前北大搞《国学季刊》，胡适写发刊词时，便说我们今天做学问，要学这种方法。这个方法今天固然是学生入门的方法，但却并不必然带来好的历史研究。 好的历史研究，必须具备一种历史感。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我们要知人论世。说起历史感，似乎很玄，实际上也很实在。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历史感就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他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感受。就像古诗里面所讲的，“春江水暖鸭先知”，鸭子就在水里，所以它自然感受到了，外人则没有那么切实的体验。 历史已经过去，隔了几十年，感受就会变化很大。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对“文革”的感受，可能就不像上了年纪的人感受那么真切。所以这几年，“文革”的潮流又回来了，很多年轻人，大学里面就有不少，觉得“文革”也很好啊，很自由，“文革”的口号也很好，都是为了人民的权利，诸如此类。真要你回去过，你试试看？我自己是“文革”末期出生的人，不幸搞了历史，总要回去看看历史的材料，总要问问年长的前辈。你想想看，那个时代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回去的？所以当我们现在面对一种历史观念时，首先应该好好地想一下。 因此，过去久了的东西，好像很常识、粗浅的东西，后世可能要非常敬业的，而且还要具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才能体会到。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文革”才过去几十年？我们今天讲王阳明，离我们现在已经五百年了。如果没有历史感，只是有问题意识，只是向历史发问，如果用自己现在很多困惑的东西去向王阳明发问，你问出来的会是一个比较合乎历史的，合乎他自己内在精神并真正可以对后世有所启迪的王阳明，还是你心目中那个被割裂了的，甚至只是自我期待的王阳明？ 所以历史感很重要。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讨论来建立历史感，虽然每个人都有评断历史的权利，但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什么算是好的历史研究。当然，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不代表我们就能做到。如果有了这个东西，我们的历史叙述还是会有不同的角度，还是会有不同的层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使有历史感，同样的时代里，每个人对现实的感受也还是不一样。大众也好，某一行业的精英人士也好，社会不同位置的人，看到的、感受到的，还是有区别。但不管怎样，倘若形成那种入乎其内、超乎其外的历史感，历史就不会只像胡适所讲的，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应该有些相通的东西。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小姑娘无论如何被打扮，都不应掩盖其清纯本色的自身，否则这个化妆就变成伪装了。许多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历史是如何被主观书写的，却忘记了不同历史研究还是有基于人类共同理性的好坏之分。 二 、何故纷纷议阳明？ 王阳明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明朝建立于1368年，此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其父王华，在他出生第九年的时候中了成化十七年状元，正德初年做过礼部左侍郎，官阶不小。王阳明少年时喜欢讲军事问题，而且擅长射箭，《明史》说他“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这也和当时的时代有关系。我们知道，明朝一直处于与北方蒙古人的战争状态之中，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明英宗甚至被瓦剌俘虏，以后南倭北虏更成了基本的对外形势。在这种情势下，关注军事问题是一个时代的士人风气。而王阳明的事功，特别是平定种种叛乱，无论是地方叛乱，边境少数族群的叛乱，还是正德十四年的宸濠之乱，都和他喜欢讲军事有关。后人因此推崇王阳明，固然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人认为王阳明在事功上没有那么了不起，这要具体讨论。有些讲王学的人，因为要强调王学有体有用，能对现实起直接的建设性的作用，于是因其事功而推崇他的学问，甚至推许得有点神乎其神。批评者，譬如章太炎就在《检论·议王》中认为他的事功其实赶不上明初的开国名臣刘基，南宋采石之战大破金兵的虞允文，北宋抗西夏名将、张载弟子种师道（即《水浒传》提过的老种经略相公），也不如在他出生时还未去世的儒将韩雍。这些都是历代文人带兵的典型。前几个人因为时代久远情境不同，也还罢了，韩雍的平乱履历甚至与王阳明惊人的相似，先是平定叶宗留、邓茂七起事，后是在右佥都御使、巡抚江西任上得罪宁王，后来与王阳明一样平定广西大藤峡。因此，王阳明的事功，要放在明朝的背景下看。我们距离那个背景很远了，许多人没有相关的训练，就会觉得，如果让我穿越回去，处在那个位置，我是无法平定那些暴乱；但是你要知道，在明代，像王阳明那样，有那种能力的人，也还不在少数。而且，对于那些因为事功而推崇王学的人来说，韩雍这些人也同样算得上有体有用，那么他的学术上的体又是什么？是不是程朱理学？那么尊王贬朱似乎便不必要了。所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即便是伟大人物，也要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作“了解之同情”，绝不能刻意神化。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二十八岁，中了己未科进士。弘治十八年（1505），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相当于现在国防部人事局的中层官员。王阳明正式提出要讲学，以成圣自期。同年正德皇帝即位。王阳明因为谏言触忤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宦官，时人称之为“站着的刘皇帝”的刘瑾。廷杖四十，“既绝复苏”，然后发配贵州龙场。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龙场悟道，这是确立他后来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一个关键点。正德五年（1510），刘瑾倒台，王阳明地位逐渐上升，最初大都是些虚职，一直做到南京鸿胪寺卿。 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由南京鸿胪寺卿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和赣州。接下来几年，王阳明都是在平定这一带的叛乱。正德十四年（1519），又派他去平定福建的叛军，正好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三十五天内，被王阳明平息。这件事对明朝的影响要比那些农民或少数族群叛乱大得多，因为藩王叛乱动摇了明朝政治的根本。所以这以后，官方封王阳明为新建伯。但他很快又卷入朝中一个巨大的政治斗争漩涡，因为在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宦官及兵部尚书王琼等的相争中难以自处，并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后来还是带着一个虚衔回到老家去了。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世宗上台。在后者与杨廷和围绕大礼议的争斗中，王阳明实际支持议礼，但又与张璁、桂萼等新贵保持距离，所以受到双方面的打击，在这里体现了他绝世独立的儒者人格。嘉靖六年（1527），广西又发生了土官的叛乱，于是把王阳明起复，令他出征。平定以后，嘉靖七年，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自己径回老家，在回去的路上便去世了。 这是王阳明的基本生平，他去世以后，朝廷对他的待遇并不好，先是把他的学术说成伪学，又禁止他的儿子袭封，直到明世宗死了以后才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